深埋？浅埋？

　　最初筹建北京地铁时，摆在决策者面前的几乎是一张白纸。国内没有一个专业的地铁人才，甚至连听说过地铁的人也是少数。

　　1954年，国家选拔了一批留学生去苏联学习。中国工程院院士施仲衡当时还是唐山铁道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前身)的一名助教，他刚从朝鲜战场修建机场回国，就接到学校通知，要他参加留苏考试，准备去苏联“学习地下铁路建设技术”。

　　“火车跑了七天七夜才到莫斯科，我被分配到莫斯科铁道运输工程学院(现名国立莫斯科交通大学)，成为中国出国学习地铁专业的第一人。”86岁高龄的施仲衡院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道。

　　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地铁时的场景：站在自动扶梯上不断向地表深处前行，到达通道尽头后豁然开朗，眼前是宽阔明亮的站厅，“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我当时很震撼，没法想象那么深的地下能有这样的建筑。”

　　那时正赶上莫斯科下班高峰，地铁站里全是人，但是列车一辆接一辆“刷刷”地进站出站，所以站台并不拥挤。对25岁的施仲衡来说，那是他从没见过的现代都市的样子。

　　“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把这样的技术学好带回国，让中国也有这样的地铁。”在办公室，气息已经不太均匀的施仲衡忽然语气坚定，他国家培养自己免费上大学、出国，自己就要把一切回报给祖国，“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最朴素的价值观”。

　　留苏期间，国内组织了一个代表团，由当时的铁道部副部长带队去苏联考察地铁。因为涉及的专业名词太多，施仲衡被选中成为随团翻译。

　　那时正值中苏关系蜜月期，苏方为了保证翻译效果，提前把地铁具体设备、设计原则、参数、结构构造、设计规范等内容“毫无保留地”向施仲衡说明。莫斯科地铁工程局局长甚至把莫斯科地铁一、二期的设计图册送给了他。

　　随团翻译的5个月里，施仲衡每天晚上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把白天听到、看到的信息整理记录下来，有时要趴在桌子上忙通宵。那时他没有想到，这些上千页全部由钢笔手写、绘制的资料，在后来北京地铁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回国后，施仲衡继续回校任教，并担任北京地铁工程局的顾问。当时北京地铁已经决定参考苏联经验，采用“深埋”方案，把地铁线路埋在30~60米的地下。

　　根据北京的地质水文特征，如果深埋，地铁必须穿过风化破碎的岩层，到达不透水的黏土层，那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线路的埋深将要超过100米。

　　当时北京地下水水位很高，施工队在木樨地和公主坟打了两个百米竖井做试验，发现地面两米以下就有水。

　　“那水大到什么程度？每24小时就有200立方米的水渗出，而且水压很大。”参与过这次竖井开挖的王梦恕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

　　施仲衡清楚，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深层地下承压水无法处理，而且如果发生核爆，车站立柱很难承受100米厚土层的压力，后果将不堪设想。另一方面，深埋地铁当时每公里造价要1亿元，总造价超过30亿元，而当年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1400亿元。

　　他把这些意见写成了20页的报告，交给了领导。当时正值“反右”期间，领导告诉他“这是反对中央决定，很危险”，要他不要再向任何人提起。

　　“这不仅关系到技术和投资问题，还关系到以后运营和灾难逃生的问题，我必须反映。”施仲衡坚持自己的意见，报告最终交给了当时主管地铁工程的中央军委领导。

　　1960年2月，施仲衡忽然接到电话，要他马上赶到西郊机场。一架军用运输机正在那里等待他，目的地是广州。

　　那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到广州后他才知道，自己要协助地铁工程局向中央军委汇报地铁“深埋”方案存在的问题。

　　时任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地铁处总工程师的谢仁德参加了那次广州会议，据他回忆，回北京后，一位中央领导亲自来到木樨地120米深的竖井下，体验施工难度。

　　3个月后，施仲衡接到通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由“深埋”方案，改为“浅埋加防护”方案。

　　随后，当时上海、广州和沈阳地铁已经确定的深埋方案，也都跟着北京改为了浅埋。没有人能够预料，在那个很多工程都在“大跃进”的年代，如果按照深埋方案，中国地铁将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