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前夕

　　1992年2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对外开放。在开放地域上，从八十年代沿海开放扩大到沿江(长江、黄河、珠江等)、沿边(境)和内陆省会城市的开放。使区域开放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纵深全面推进，完成了对外开放由线到面的整体突破。

　　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覆盖了沿海、 沿江、沿边和内地的354个市、县55万余平方公里，涉及3.3亿多人口。

　　1992年，全国出现第一次“开发区热”。1992年~1993年，国家批准了第二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18个，范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扩展，包括长春、沈阳、哈尔滨、杭州、惠州大亚湾、武汉、重庆、乌鲁木齐和北京等地。国家级开发区因此由最初的 14个增加到32个。

　　从数据上看，很多地区1992年一年引进的外资额，就超出了过去几年的总和。与此同时，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资开始取代中小资本。伴随着大项目和超大项目的落地， 进入开发区外资的技术档次、规模、配套带动性以及现代化管理水平都有质的飞跃。

　　1992 年，摩托罗拉入驻天津开发区，总投资达到 11 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商 独资企业。1996年，大连引入法国西太平洋炼油合资项目，总投资达100亿人民币。 美国宝洁、韩国三星等一大批项目投资额也达上亿美元，数十亿美元的大型项目也 纷纷进入开发区。

　　一份1996年的数据显示，与1991年相比，开发区的项目总投资增长了623%，合同外资额增长了611%。

　　也在这一年，中国主动调整了外资政策。从1996年1月1日起，海关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免除关税和增值税的政策，除五大特区和浦东、苏州工业园分五年平滑过渡外，其他开发区一律停止。据当时的估算，关税优惠取消后，外商在开发区的投资转型前夕投资成本要增加近30%。造成的直接后果有两个：一是拉大了开发区与特区之间的差距；二是对以制造业立身的开发区而言，在短短两年间项目储备几乎枯竭，经济增长率陡然变缓。

　　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开发区造成了第二波冲击。以天津开发区为例，在 1991年~1995年的“八五”期间，天津开发区的工业销售额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00%，但进入“九五”之后，工业发展速度依次降到了68%、38%和20%。

　　根据《中国经济特区开发区年鉴》的数据，1998年，32个国家级开发区实际利用外资额为45.1亿美元，较前一年下降14.39%，占全国的比例为9.89%，而1997年为 11.63%。

　　1998年，第一批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所享受的优惠政策全部到期，第二批开发区的财政优惠政策也只剩三年过渡期。以财政优惠的完结为标志，标志着中国开发区已失去特殊性。同年，国务院停止批准新的开发区。

　　世纪之交，开发区的内外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开发区以外资和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使其在抗风险能力方面的劣势体现了出来。另外，虽然引进了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但从总体来看，开发区的产业结构还是以劳动密集型、在价值链上处于低端的产业为主，技术含量较低。

　　优惠政策取消后，外资流失明显，这倒逼开发区开始反思，除了税收减免政策以外，应该如何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吸引外资。

　　虽然开发区的经济增速有所减缓，但多年的积累，使开发区已经能够在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天津开发区1999年新增工业总产值占全市新增产业的65%，利用外资占全市二分之一，出口创汇占三分之一，工业产值占四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占五分之一；大连开发区产值占全市产值的比重已经超过三分之一；芜湖开发区全年新建企业实现产值48.3亿元，同比增长24.5%，占全市比重达 33.896%。

　　2000年，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国务院新批准11个中西部地区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国的国家级开发区至此增加到 43 个。

　　数据显示，2000年，43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61.38亿元，同比增 长26.72%；实现工业总产值4710.30亿元，同比增长26.29%；税收达到295.52亿元，同比增长20.40%。

　　199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庆祝开发区15周年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了开发区“第二次创业”的内涵。她指出，开发区二次创业，要从依靠政策优惠，转为依靠已经形成和进一步完善的投资环境，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人才培训、服务和效 率等因素构成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