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江边的“宜昌大撤退”纪念雕塑。摄影:记者完颜文豪

　　仲夏时节,傍晚的宜昌江边,市民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地悠闲散步,一片不大的沙滩上聚集着嬉戏打闹的家长、小孩和几只小狗,游泳爱好者在滔滔江水中来回穿梭,老年人干脆搬了一把椅子,坐下来静静地观看江中美景。

　　江面横卧着一座三塔斜拉桥。北侧桥头旁,一座9米高、15米长、3米厚的雕塑,外观如扬帆航船又如长城垛口,上方立着一只巨大的船锚。

　　8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大撤退,让这座内陆城市跃上历史风云的潮头,并因此载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册。

　　宜昌地处湖北省西南部,古称夷陵,因“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得名。清代改称“宜昌”,取“宜于昌盛”之意。除了吴蜀夷陵之战、赵子龙大战长坂坡等三国故事外,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地处内陆的夷陵,大多时候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城邑。

　　1938年秋,中国为持久抗战而进行的物资与人员大撤退,在宜昌紧张地进行。从此,这座城市的城运与战火纷飞时的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之后的战争炮火中,这个在清末一度繁荣的转运贸易中心开始走向衰落。这座城市,为保存中国抗战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也因此被国人熟知、为世界闻名。

　　滚滚长江见证着一座城市的繁荣、衰落与振兴。

　　“川鄂咽喉”成战时大撤退中转站

　　曾经连续5年呼吁树立“宜昌大撤退”雕塑的李泉,今年也进入到人生的第70个年头。这位宜昌市政协原主席,希望用这种方式,留住这座城市的抗战记忆。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个多月后,淞沪会战爆发。抗战初期,分布在东北和沿海的工业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有识之士呼吁工厂内迁,为抗战保存中国的工业基础。

　　危机时刻,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发表迁都重庆宣言,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拟定了沿海、沿江工业内迁计划,把西南作为工业建设重点地区。上海、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的部分民营工厂随之迁至武汉。

　　不久后,日本侵略军沿长江向中国内陆步步逼近。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次年6月12日,安庆沦陷,月底,中国军队为保卫九江、武汉而布置的马当要塞,经过激烈攻防争夺战之后失守。7月26日,九江沦陷,武汉告急。

　　迁至武汉的工厂机器设备需要再度转移。湖北境内的工业展开紧急拆除西迁,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拆迁持续了3个多月,拆卸材料3万吨,重要设备1187件；湖北布纱丝麻四局、白沙洲造纸厂、湖北省航务处修船厂等机件物料6000余吨；抗战后中国保存的唯一一家大型水泥企业华记水泥厂以及源华煤矿等大型工矿企业,拆卸机器设备,“不便拆除的,以爆破为要”……

　　彼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无铁路,长江便成了抗日战争的运输线、中华民族的生命线。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无法直达重庆。西迁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都要在宜昌下船,“换乘”大马力小船,经三峡溯江入川。自古有“川鄂咽喉、西南门户”之称的宜昌,成了战时国家工业物资和人员向后方撤退的中转站。

　　80年前,以今天雕塑的位置为中心,沿着长江上下游各两三公里,江边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帐篷,沙滩上堆积着大箱小箱的机器设备,岸上拥挤夹杂着东北、华东口音的人群。

　　李泉是个土生土长的宜昌人,青年时听着父辈们讲述1938年秋季的宜昌,想象着国土渐次沦丧中国人逃难的场景。20多岁时,他每次试图在脑海中拼接出那时的画面,“内心都深受震动”。

　　1938年10月,“以空间换时间”战略下的武汉会战,最终以武汉的沦陷结束。300公里外的宜昌,原本只有10万人的城市,涌进3万多难民,从城区到江边,大街小巷挤满了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被住满后,不少人只得栖身屋檐下或露宿街头。

　　焦急等待“换乘”入川的人群中,有一万多名随工厂转移的工程技术人员,300名金陵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包括陶行知、老舍、李四光、曹禺、张大千、赵丹等一大批社会名流,以及源源不断撤回的负伤将士以及难以统计的难童……

　　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1938年秋,宜昌数公里长的江滩上,已被亟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而在长江上空盘旋的敌机,已开始对宜昌展开疯狂的轰炸。

　　10万吨军工民用企业的重要机器设备,3万余名工人、难民,急需转移入川。然而,当时宜昌以上的长江上游河段运输能力极为有限,能在这段河道行驶的只有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两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只有200—600吨,按这样的运力计算,将全部物资和人员转移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更为严峻的是,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适宜较大轮船航行的中水位,只剩40天左右,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便无法入川。

　　40天内,要完成需要一年时间的物资人员转移,这无疑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运。

　　1938年10月23日,在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存亡之际,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到了宜昌,组织指挥这场炮火下的抢运。

　　这位当时的“中国船王”,在1925年以艰难筹措来的少量资金,订造了一艘70吨的内河小轮船,创办民生公司。经过他的悉心经营,这家公司很快发展成为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劲旅,与美国等外国轮船公司展开竞争,航线从四川省延伸至长江全线,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

　　1938年10月10日,民生公司成立13周年的纪念会上,卢作孚苦口婆心地对公司员工说:“中国抗战到了这个时候,最重要交通线只有两条,一条是粤汉铁路,一是川江。川江运输,民生又占大半。我总是希望大家继续为国家努力,为公司努力!”

　　时至今日,李泉仍清晰地记得父辈们讲述的那段往事,“卢作孚带着公司一群人,沿着长江上游走,最终确定了三段航行方案。”

　　为了缩短运输时间,从宜昌到重庆的撤退被划分为三段进行,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在卢作孚的计划中,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在不同的河段航行,根据船只情况充分利用河道,实现最大运力。同时,这场抢运征用了850多只民间木船。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物资和人员的轮船起航,离开宜昌港。此后,一艘艘轮船向上游进发,转移出清华大学与中央工业实验所的机器,钢铁厂矿的大型设备,生产军需物资的工业材料……

　　著名剧作家吴光祖一家人,也在从宜昌撤退入川的船上,妹妹吴徕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在上船的码头上,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让人紧绷心弦的“逃难”场景,人山人海,扶老携幼,万头攒动,一望无边。前面的大驳船上,挤满着人群黑压压一大片,站在船边的更是不敢动弹,稍一不慎就会跌落在江水之中,蒙蒙秋雨无情落下,人多,伞难以撑开,不少人只好听凭雨淋……

　　在这场大撤退中,除了民生公司的员工,宜昌倾全城之众,数万码头工人、海员、船工和纤夫,投入其中。硝烟弥漫的宜昌码头,敌机轰鸣声、爆炸声与搬运号子、纤夫呐喊声交织在一起。

　　在卢作孚的统一指挥下,这场转移3万多人和10万吨物资的大撤退,仅用40天时间就胜利完成。

　　相关史料记载,从这场抢运之后,直到宜昌沦陷,宜昌港累计转运了150余万难民以及100万吨物资。参与抢运的民生公司,在运输中损失轮船16艘,116名员工捐躯、61名伤残。

　　亲历宜昌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评价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受父辈们的影响,青年时期的李泉,就幻想着能通过什么方式,让这场大撤退成为这座城市的记忆。多年后,任职宜昌市政协主席的他,终于把这段往事镌刻在了江边雕塑上,曾经的幻想变成了现实。发生在80年前的宜昌大撤退,以雕塑和碑文的形式矗立江边,成为这座城和一代又一代宜昌人的集体记忆。

　　据宜昌市档案局(馆)长袁清介绍,通过宜昌大撤退抢运入川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军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中国抗战保存了重要的有生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曾说过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