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和农民打了几年交道后，胡伟认为，村村乐让一批埋头种地或者背井离乡的农民，看到了城乡之间的机会。他们在从事刷大墙、发传单、下载App这些粗砺工作的同时，逐步有了契约精神，掌握了基本的互联网操作，熟悉了外面的世界，也开始思考连接城乡的新的可能。

　　陈振彬就开始琢磨土地流转中介的可能。他发现很多企业或种植大户有集中土地的需求，但他们在村里没有熟人，亦不清楚土地的质量和背后的手续问题，于是把这项业务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

　　家里人原本希望他出去打工赚钱，觉得在农村没有出路，而他天天接触的网络世界像是传销。他曾尝试帮品牌组织过农村集市式的营销活动。以互联网的眼光来看，这无疑“太重”，却又是在农村屡试不爽的方法。但他的家人一度觉得他被洗脑，没收了他的电动车，禁止他进家喝水，逼他只能在村头的树荫下午睡。成功那天，他买了零食和酒，躺在自家玉米地里痛饮了一番。

　　眼光投射到更广阔的领域，农村愈发需要城市的帮助，而不应该单纯被抽血。陈振彬后来在超市打工，一度做到执行店长。当时的他经常收到各种农产滞销的消息，时常发动人脉，带着各色朋友去田间地头救急。

　　郑州的一位“站长”谷存杰也做类似的事情。为了协助郑州周边的乡镇推广农产，他组织城市居民区前往郊区采摘，指导村庄举办以小白菜或苹果为主题的文化节，还在老家举办农民春晚吸引眼球。

　　可实际上，这位1970年生人，近30年前就离开了老家安阳的农村，如今是一家软件店的老板，在郑州早已买下了每平方米两万元的房产。家人很多年前就被接来省会，旧村只余200多口人，全是老人小孩，一年只回去一到两次。但他仍时常在网页搜索栏录入自己家乡的名号，期待着一些变化发生。

　　据统计，整个河南，几乎半数的村村乐站长与谷存杰、陈振彬类似——他们身在城市，仅仅因为心怀故土，下意识地想为熟悉的土地做些什么。

　　他们最为清楚，留在故土的乡党们需要帮助。一家农贸公司毁约，全村35万斤土豆就可能烂在地里，闻风而来的经销商们在旁冷眼旁观，坐等绝望的老农将价格降到6分钱一斤；另一个县的山药面临滞销，前去救急的“站长”们发现，整个村没有一个懂网络的年轻人，伏在地里刨山药的，都是业已驼背的老人。

　　在陈振彬的老家，也有年轻人近来回乡，闲散一两年后找不到工作，只得失望地继续外出打工。他的弟弟是整个村委唯一的年轻人，其他老干部连复印机都不会用。2016年度《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农村网民不上网并非“不愿”或“不需要”，头两位的原因是“不懂电脑/网络”和“年龄太大/太小”。

　　过去5年里，胡伟去了很多村庄，走过很多土路，睡过很多农家的炕。躺在又硬又冷的土炕上时，他总会想到自己10岁时收到的第一件礼物——一台收音机，那是当时已去郑州打工的父母寄给他的。很多个只有自己留守的黑夜里，他从那台收音机里听到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听到“外面”的信息。

　　后来他告别了农村，走上了高速公路。他大学毕业后进入联想集团，两年后创业，在美国购置了房产，付400美元修剪一次草坪。有那么几次，拉上窗帘，光辉隐去，他梦见幼时的自己被村里的野狗追赶；钻到田里掰玉米棒子；扎进池塘游泳，水凉得钻心。

　　现在他“回到”了农村，每天与至少3位农民聊天，用冰镇的碳酸饮料待客，下乡时一顿饭灌半斤白酒。和京城其他四五十岁成功人士大多柔软细腻的手不同，他的手掌粗糙有力。

　　几年间，他与基金会合作，资助过农村贫穷家庭，又与慈善机构、电大合作，在农村推广“贫困生免费上大学”的项目。可这些举措放在宏观语境里充其量是修修补补，他只能期待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觉醒”，以点带面，帮村庄找到致富的门路，实现城与乡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