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创客”这个词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那么它就应该属于李克强这样的年轻人

　　一个演讲时肢体语言丰富、不用讲稿，并且不喜欢下属汇报工作时照念讲稿的领导人，通常不会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

　　李克强是为数不多在1990年代就已经熟悉互联网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他们中间并不多见的会用笔记本电脑、用PPT演示而非念稿的方式介绍工作情况的人。在就任辽宁省省委书记时，他最早提出用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地方经济发展状况。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为此特地创造了一个叫“克强指数”的新词。

　　不过，擅长运用新手段解决新问题的李克强，也曾有过束手无策的时候。

　　那是1974年，19岁的李克强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插队。在那个时代，记工分还是最普遍的管理办法。但是在出工就给补助的平均主义氛围里，磨洋工如同传染病般在蔓延：有人上工之后干脆躺在地上喊劳动号子，以让远处的干部听见，还有一些人宁愿吃返销粮也不愿意干活。

　　与老百姓们一起饿肚子的岁月成了李克强最难忘的一段人生经历。因为吃苦耐劳又有主见，年轻的李克强被推选为大庙公社的大队党支书。那段日子里，他晚睡早起，将每一个人的生产任务安排得事无巨细，自己也卷起裤腿加入修水库背石头的队伍。但任由他怎么没明没夜苦干，老百姓还是填不饱肚子。

　　年近90岁的纪鸿冠是大庙公社当年的五七小组领导。他回忆，在凤阳曾发生过因为吃不饱饭而逃荒的事情。那个年代，让民众在外面乞讨要饭被认为是不光荣的事情，但作为大队支书的李克强却不愿意阻拦这些事情，他甚至会为那些觉得在外面生活更好一点的村民开“逃春荒”的证明。“其他地方一般都不愿意让民众出去，会控制，但是他恰恰相反。他说，你控制他们干什么，到外面能填饱肚子总比在家里挨饿强。他跟我是这样讲的，他不阻拦这个事。”

　　事实上，这个很有主见的年轻人还曾试图寻找解决办法。纪鸿冠记得，在一个春天，李克强在工地上召开了一次大会。他决定把任务分到各小队，小队再分到人，然后按照各自分的任务计工分。这种按劳取酬的思路在当时算是一种创新。纪鸿冠记得，乡镇里边从没有人用过这种方法，“不提倡，怕被认为是学资本主义”。

　　但创客们总是拥有对大方向的天生预判能力。青年李克强在凤阳时就表现出的宽容与果断，已经隐约有了他后来的影子。在此后的许多事情上，李克强一再展现这种高超的预判能力。

　　上大学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的论文。在这篇倡导将计算机引入法律工作的文章中，年轻的李克强引用了许多国外司法机构应用计算机搜索嫌犯、管理档案的新鲜细节，并得出了一个如今看起来仍然不过时的结论：社会科学化——科学向社会机体的全部毛孔进行全面渗透的纪元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