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理第一个任期的头两年里，他做了许多大胆的决定，而其中具有深谋远虑的一项，就是不遗余力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李克强喜欢将这些草根创业者与民间的创新力量称为“中国式创客”，甚至用经济“新引擎”这样带有丰富信号意义的词描述这些草根之于这个国家的意义。

　　对于此前更多依靠投资与出口贸易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来说，李克强的这一提法显得不同寻常。

　　“他让我想起了约瑟夫·熊彼特。”数次参加过总理座谈会的经济学家钱颖一这样描述自己对于李克强的印象。

　　在这个凯恩斯思想一度影响很深的国家，约瑟夫·熊彼特是一个稍显陌生的名字。70多年前，正是他第一次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这样的表述带进经济学。这位执拗的经济学者坚信市场经济的活力主要来自那些拥有颠覆性创新能力的新企业，而一个国家长远的繁荣昌盛也来源于此。

　　一个制度和精神领域的“创客”，应该倾向于相信是人的新点子——而非资本、土地等其他要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与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