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