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生态价值基础

　　此后，中国古代至少产生过102种历法，但是其编制与实施基本上都遵从《易》的变化原理和逻辑模式，只是在细节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易》有太极，就是阴阳二仪合体，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等等。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在方位序列中叫东西南北，在时间序列上就是春夏秋冬。方位四象代表太阳和月亮的位置与四季又分成八时：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并以十二地支来计算月份和时间，结合云雨雷电和地貌变迁，产生了指导农事活动的十二节令：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

　　△故宫博物院钟表馆所藏紫檀北极恒星图时辰节气钟。

　　同时，中国精耕细作的生态农业决定了对季节的继续细分，于是四季八时十二节令不断与物候知识体系相结合，进一步演化为二十四个节气，这样也与月相与旬的概念相融合。这些完全符合后来科学观察到的天文地理以及生物节律的生态原理。

　　从距今4100年至3600年中产生的中国第一部节气物候学著作《夏小正》，到汉代二十四节气的完整形成并推广到全国和周边民族，中华传统节日伴随文明的创生和传承，持续到了今天，并将在未来继续构成生态文明价值。

　　中华文明之创世：观象授时

　　观象授时，这是中华政治文明的开端。回望远古，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先祖，为了生存，采集野果、狩猎鸟兽，于是开始了天文观察与研究——此乃客观历法之起源。把这些天象、地貌、物候的变化记载下来用以指导日常生活，人文历法就产生了。天文与人文的转换与交融，历法是第一成果。历法就是空间中的时间标识，它是蒙昧进入文明的基本标志，历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人文性、普及性及其实践有效性则昭示着文明的创立。

　　中华文明史的“黄帝时代”或“炎黄时代”，也可称为“炎黄蚩尤时代”，这是中华文明的创世时代，开启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盛世，尧舜仁治时代。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观象授时”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文明成果。观象：观测天象，研究天体运行，这就是天道认知；授时：确定耕作、养殖与收获的时节，规划时间之用，这就是地德的实践规则。观象授时，就是天道与地德的结合，形成人文规范，复杂的社会巨系统由此展开。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象授时”这一术语是清代学者毕沅首先提出来的，高度概括了先民在上古时期制历依据天象的事实，逐步形成地调配年、月、日的历法规律性。中国古代漫长的岁月都是观象授时的时代。《尚书》《夏小正》《逸周书》《老子》等中华典籍里都有对观象授时这种文明体制和机制的记述。

　　显然，文明创世时代中华历法体系是相当成熟合理的。《易经》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与天文相对，天文是指日月星辰和自然天道，人文是指社会人伦和生活方式。治国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以明耕作渔猎的活动时序，化成天下是指通过观象授时把用以保障生活资料来源的价值秩序，包括其效率机制和行为规范机制，推及全体民众，不分种族、民族与信仰个性。

　　△17世纪中叶，中国天文学的水平与欧洲相当接近。图为今位于北京市建国门立交桥西南角的北京古观象台，它是我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上陈列有8架清制天文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