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狮的雄吼”

　　张军伟18岁那年来北京，先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众健身房教人跳健美操，商业健身房崛起后，他立刻投身当时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中体倍力。从老家的小健身房到中体倍力、青鸟等专业俱乐部做私教，再到做教练总监和培训师，抑或自己出来开健身工作室，这是行业里目前年届40的资深教练的固定轨迹。某种程度上他的经历串起了中国健身文化与产业从萌芽到兴起的过程。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张军伟上高中，他订了一本叫《健与美》的杂志，上课时就藏在课桌抽屉里翻。这本杂志是中国最早一批健美人才的孵化器。《健与美》现总编刘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健身冠军就是从《健与美》开始接触到(健身)，喜欢上，继而走了这条路。”

　　《健与美》的基因要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赵竹光先生在上海创办的《健力美》杂志，这是中国第一本健美专刊。赵竹光曾在学校图书馆的一本美国杂志上读到介绍健身的方法，目睹中国积贫积弱，赵竹光深感“光有健全的头脑而无健全的身体，也不是根本办法，乃积极寻求健身之道”，遂在沪江大学读书时发起中国最早的健美组织“沪江大学健美会”。他还翻译了中国第一本健美教材——风靡欧美的《肌肉发达法》，创办了一个健身馆，并和曾维祺、娄琢玉一起创立了“肌肉发达研究会”，三人并称中国健身运动的开创者。

　　健身文化在上世纪30年代率先兴于上海，是因为那里是当时中西文明碰撞又交汇的前沿地。刘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西方现代体育项目最早是从天津港传入中国。在这些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健身作为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由洋教士和医生带入“落后的”“需要救治的”东方。

　　内外交困的处境致使“健身”这个概念自提出就与扭转世界眼中的“东亚病夫”形象，提高国民素质乃至改变国运的使命等话语紧密相连，赵竹光在《健力美》的创刊词里曾这样冀望：“这是我们的第一声，不是鹿鸣，而是巨狮的雄吼。”

　　1949年后，国家百废待兴，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弥漫着赶超英美的氛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要求学生加强体育锻炼，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集体文化氛围中，个体的强健与家国抱负被紧密地勾连到一起。

　　事实上，从遥远的古希腊时代开始，体育一直被视为国家实力与公民凝聚力的象征。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的英国，板球运动被看作是修炼人格品质、铸造领导才能、培养帝国未来管理者的手段。恰如著名社会学家克里斯·希林在《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一书中所作的精辟总结：“体育运动在建构国族身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看20世纪上半叶健身文化在中国的落地，实际上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早期野蛮的拓殖方式，国门被迫打开后，新奇与焦虑的双重心态中诞生的舶来品。在民族危亡期和集体文化的盛行的年代，生理态的身体表层被蒙上了更多的政治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