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在2016年平谷区甜桃王擂台赛上拿着大桃拍照。新华社资料照片

　　瓤肉莹润,浆液甘甜……每年夏秋,北京街头板车、水果超市,人们不时可见这种水果:平谷大桃。

　　平谷大桃,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身上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近一个多月来,记者多次深入地处北京东北方向的平谷区,深入面积高达22万亩的“世界最大桃园”采访桃农、基层干部。

　　从改革开放之初平谷一个小村庄“冒险”种下桃树,到如今7万桃农年人均从“桃”身上“收入”1.8万元,从往昔“无名小卒”到中国驰名商标、地理标志产品,一颗大桃折射了一位位普通中国人在过去40年里为创造美好生活而不断奋斗、科学求实的精神,蕴藏着过去40年一个东方古老国度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密码”。

　　“平谷大桃”不只是富民产业

　　“亏了这桃树,要不真供不起孩子上学”

　　10月中旬的一天早上,老卢正在自家桃园,摘着今年最后一批“桃王九九”,这也是今年全平谷最晚成熟的一批桃。老卢全名为卢宝生,是平谷区黄松峪乡黑豆峪村的果农。已经59岁的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平谷人,他家的桃园有6亩7分地。

　　“今年最大的桃有2斤3(两),我卖了200块。”老卢坐在桃园的石墩上跟记者笑着聊,他是附近小有名气的桃王,得过两次全区的甜桃王,还获过京津冀地区的金奖。“‘桃王九九’是从中科院引进的品种,就是你旁边这棵树,结过我种的最大的桃,2斤6(两)一个。”老卢总是笑着。他口中的“桃王九九”是公认个头大的晚熟品种,不仅高产、稳产,而且甜度很高。

　　“亏了这桃树,要不真供不起孩子上学。”坐在树下,老卢很认真地讲,自己原来在附近打工,只能挣个吃饭钱。后来琢磨种桃能有稳定收入,就开始种大桃。从一无所知到自学摸索,感谢老师来讲课,示范修剪、防治病虫害,终于得心应手。如今一亩地桃,一年能卖2万多元。据他讲,自己供两个孩子上学都靠种桃,现在他们一个在首都医科大学博士毕业留校当教师,一个是北京公安特警。

　　在桃园陪着老卢的,是平谷区果品办公室的科长喻永强,他就是老卢反复强调的“老师”之一,这会儿正在叮嘱老卢记得早点打“碧护”——这是一种主要给果树抗冻用的无害喷雾。

　　喻永强对记者说,别看老卢说得轻松,其实种桃树挣的都是辛苦钱。从修剪桃枝到套袋(一种生产无公害水果的有效措施),不仅要登高爬梯,而且为了果实密度,桃农几乎要观察到每一寸桃树枝,四季无闲时。不仅如此,由于凌晨温度低,糖分易积累更香甜,桃农都在凌晨摘选大桃。如果凌晨4点摸黑进到村里,一定会被吓一跳,像赶集一样的果农早已完成摘桃和打包,大口地吃起了早饭。

　　老卢满是褶子的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抱怨,一门心思想着自己的桃子:“我种桃奏是(当地方言,即“就是”)一个乐趣,每天上桃地来挺美的,累点也不觉着。来找我买桃的都是回头客,有的大客户一下就买上万块钱的桃,他们满意了,我才能挣钱。”

　　心满意足的老卢,是平谷区桃农的缩影。如今,平谷有7万人从事这一产业。经历30多年发展,平谷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大桃之乡,拥有22万亩面积的“世界最大桃园”,年产量超过3亿公斤,总收入逾13亿元,占北京全市大桃收入的80%。

　　记者调研发现,“平谷大桃”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更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不久前在深圳召开的2018年森林城市建设座谈会上,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评选的“国家森林城市”揭晓,北京市平谷区成为北京首个“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高达67.9%,林木绿化率71.58%,其中大桃占林木绿化面积的25%。

　　“大桃一品”带动果品产业

　　“卖这老多钱可咋花啊?”

　　平谷是北京市16个区之一,位于北京东北部,北靠燕山,南有泃河,与天津蓟州区、河北三河、兴隆接壤。由于三面环山,故以平川谷地命名为“平谷”。据记载,自汉高祖十二年时,建立平谷县,历经2000余载,境域多变,但“平谷”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金秋十月,站在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附近的半山腰上,一望无际的桃树林迎着微风碧波荡漾。64岁的桃农岳长保说,“平谷大桃”就发源于后北宫村,当时村里生活并不好,为了让村民富裕起来,当时村里的老书记顶着“以粮为纲”的政治压力种起了果树。

　　“好地种大田,破地种果树”,在牙缝里挤出土地的后北宫村人在浅山区的角落开始尝试,打起直径几米宽的敞口大井。山区环境原本不好种植果树,但人们渐渐发现和苹果树相比,桃树在“上山下滩”的土地上也能成活,再加上平谷土地含钾量高,利于种植,逐渐有群众和村庄加入种植大桃的队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83年全国实行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北宫村仅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将全村5000多亩土地都种上了桃树,成为平谷第一个大桃生产专业村。

　　“那阵桃也不好卖,卖不出去,有的把树都砍了,不挣钱不是?后来种植信息一传出去,东北的大车都到这儿来收桃来了。”卢宝生说。

　　平谷区刘家店镇党委宣传部长于学军回忆,1984年后北宫村有一户桃农因为肯于吃苦坚定选择种桃,当年就卖出了9000多元大桃,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而那时,普通工人每个月只挣50多元,在农村盖五间瓦房只要2000元。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成就了平谷大桃产业。“当时的场面记忆犹新,北宫村大街上都是人,看着人家数着一张张‘大团结’,大家都在感慨——卖这老多钱可咋花啊?”于学军形象地说,由于尝到甜头,农民从一开始对种桃树“心里没底”,转身积极地栽树,很多家庭一下卖出三四万元的大桃,都乐开了花。

　　转眼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平谷区政府在总结后北宫村大桃富民的成功经验后,提出了“山区要想富,必须栽果树”“一家一亩果园,一户一名技术员”等口号和措施,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平谷形成了4万亩大桃的种植规模。

　　20世纪90年代初,缺少专业化的大桃产业出现了波折。大桃因不易保存也俗称“隔夜愁”,受制于物流能力及供需不平衡等问题,市场一度出现滞销,“销售难”难住了农民。“不该继续发展了”“再种谁也卖不出去”等声音此起彼伏。

　　平谷区政府果品办公室总工程师张文忠说,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末平谷还没有形成专业化的大桃种植,一提到专业化总被人嘲笑“农民有啥可专业”。那时正值全国红富士苹果大发展时期,乡镇、村负责人多次去山东栖霞考察红富士苹果生产。

　　1991年初,平谷县(2002年改设平谷区)政府专门成立果品办公室,在大量调研基础上因地制宜提出“大桃一品带动果品产业发展战略”的科学决策,加快了大桃产业发展。

　　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科学决策的效果开始显现,专业化种植在平谷得到了认可。一些勇于“吃螃蟹”的村民得到了实惠,住进了二层小楼。一直到2004年,平谷形成了22万亩的种植规模。

　　桃花早开,被称为“报春花”。杜甫曾深情写道“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如何让平谷大桃为更多的世人所知,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平谷桃花节由此诞生,1992年“第一届大华山桃花节”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从桃到花,以花卖桃”。到1996年,桃花节连续举办了5届,共吸引了30多万游客,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更让大桃再也不愁卖了。如今,桃花节已经发展为集传统文化、音乐文化、休闲文化、体育运动和美食文化于一身的“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知名品牌,2018年总体接待游客超过360万人次,旅游收入近2.5亿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平谷大桃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规模和品种也大幅提升。张文忠说,上世纪70年代只有“久保”等老式品种,80年代黄桃、毛桃流行,90年代初开始油桃更受欢迎,从一些农林研究所引进的国内外新品种不断面世,到目前已发展出200多个品种。

　　国家统计局在“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中指出,以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几十年来,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13亿中国人彻底告别了长期的农产品“短缺经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