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调分配还是扩差距？

　　作为中国财税改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刘克崮深知个人所得税的一大功能是调节收入分配。“无论是起征点的上调，还是专项附加扣除，都有一定程度的反向操作，使得高低收入人群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此次提交的报告中，有一个来自OECD国家和中国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前后基尼系数变化的图表，采用的是2000～2010年OECD国家和中国的数据。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除希腊与德国以外，各国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上，超过警戒线，于是各国都采取了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如补贴)，在这十年的区间内，大部分国家通过减税和补贴，基尼系数都有明显的下降，甚至降到警戒线以下。只有中国仅从0.443降至0.41，调节作用微乎其微。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中国经历了起征点从800元到1600元，再到2000元的调整，而且补贴也多数惠及农村人口，城镇人口的补贴即少。“这说明，我们的减税和补贴政策，并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甚至有某些措施可能起了拉大这一差距的反向作用。”然而，这一现象似乎并没有引起当局重视，2011年，中国再次上调起征点到3500元。

　　2011年的个税改革，将“扩中、控高、提低”作为改革重点，当时刘克崮正在外地出差，看到征求意见稿，心想“坏了！”于是立刻找到相关部门，建议减少超额累进税率的级距，降低最低边际税率。这一意见终被采纳，超额累进税率由9级减少为7级，最低边际税率由5%降到3%。

　　按照程丽华的说法，此次，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高到每月5000元，从总体上来讲，一年税收大致要减3200亿元，个税的纳税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将由现在的44%降至15%。

　　按照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6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为4.14亿人，照此口径推算，纳税人数将从1.8亿人减少到6200万人。

　　“4.14亿人中仅有6200万人缴纳个人所得税，那么我们的个税还能称之为国民税吗？”刘克崮反问道。

　　刘克崮认为，对收入高、中、低等人群的划分，应采用国际通行的五等分法，即在样本总量中的高、中高、中、中低、低收入五类人群各占20%。为了更直观解释这一观点，刘克崮拿出笔，在纸上画了一条直线，并分成了五等分，而15%显然占据着高收入人群的最前端。

　　“中国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对象应是全体国民，但85%的城镇就业人员从纳税人行列中被剔除出去，他们中的大多数才是真正的低、中收入人群。特别是从3500元到5000元的过程中，1.18亿人不再纳税，对于即将出台的专项附加扣除将无法享受，而这85%中的大多数，恰恰才是最需要减负的人。”刘克崮说。

　　而这1.18亿人，享受到了多大的减税好处呢？刘克崮迅速计算了一下，从3500到5000元，适应3%的税率，也就是45元缴税额。“也就是说，他们每个月虽然省了45元税款，却无法享受6项专项附加扣除，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目前，专项附加扣除的相关配套细则还未出台，程丽华透露，或对专项附加扣除设置一定限额或定额标准，但具体如何抵扣还无从知晓。

　　“如果是这样的话，85%中真正的中低收入群体怎么办？”刘克崮认为，应该宽税基、低税率、简税制、严征管，首先应最大限度扩大纳税人范围，在此基础上，通过税率的降低和税制的简化，减免一部分纳税人的税负，由于更多的人进入到纳税人的行列，就可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等优惠政策，“这样才能体现税收的公平！”

　　刘克崮建议，可以采用定额抵免方式，即先正常缴税，再按照每项进行抵免，纳税额大于抵免定额的可以退税。

　　对于民众而言，更关心的可能是社保费用的提高。按照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要求，未来将由税务部门负责社保的征收，社保直接与收入挂钩，费用将会大大增加，届时拿到手中的收入，或将大幅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