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在运河沿线走访调研时，我们也发现一些值得重视、需要解决的情况和问题：

　　——保护力度不够，内涵挖掘不深。考察中发现，大运河沿线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有些河段在考古勘探、遗址保护、文物修缮等方面欠账较多，一些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及时保护修缮；有些地方在发展经济、旅游开发过程中，部分遗存被损毁、侵占和文物盗挖现象时有发生；有些地方重视地面景观，忽视考古发掘保护倾向也较为普遍。同时，大运河沿线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力不足，一些非遗项目存在传承人年龄偏大、后继乏人，项目展示传播缺乏平台和资金等问题，面临生存发展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

　　——文化遗迹底数不清，文保人才短缺。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学者反映，当前大部分运河流经区域未进行过系统考古发掘，地下文物遗存分布情况不清；同时，地上文物遗存情况底数也不清楚，大量低级别和近现代文物遗存在很多地区没纳入保护视野。大运河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历代治水思想、工程、河务、漕运、运河区域社会发展状况等，目前对文献档案也缺少系统全面梳理和收集，且没有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和工作机制。此外，缺少文保人才也是个大问题。目前，基层单位文物保护力量普遍缺乏，招不来、留不住。

　　——水质较差，生态环境治理薄弱亟待改善。我们在沿线考察时看到，目前水的问题比较突出：在黄河以北，大运河大部分河段常年干枯或演变成季节性河流，部分河道淤积、富营养化严重、水质较差；沿线部分在用古代水利工程管理失范、严重老化；违章建设、违规排放等行为时有发生；有些居民环保意识不强，农村面源污染整治难度大；大运河防洪、排涝、供水、航运、环境、生态等多功能的冲突不断出现。从目前情况看，大运河黄河以北河段解决“有水”是主要矛盾，黄河以南至江浙河段改善水质的“清水”任务则十分艰巨。

　　——开发项目缺乏统筹设计，同质化明显。大运河沿线各类文化生态资源活化利用形式和途径较为单一，部分优质资源长期闲置，与相关产业的融合程度较低，传承利用的质量还不高。调研中还发现，无论是京杭大运河还是隋唐大运河，沿线也出现一些打着文物保护旗号，兴建各类园区、开发房地产等建设项目，跑马圈地现象突出。

　　——政策法规不完善，层级较低。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协调大运河宏观决策、规划建设、多部门协调和社会管理等方面还不能满足保护管理需求，现有涉及大运河的相关规章制度也是各管一事，还不能完全覆盖大运河的整体保护。2012年，文化部颁布的《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属部门规章性质，且仅适用于文化、文物领域。当前，亟须尽快启动国家专项保护立法，有关的法律规章也需要评估。

　　——统筹协调管理机制尚未健全。大运河纵跨8个省市，涉及众多行业部门，“九龙治水”现象明显，部门间协调配合还不够，统筹协调管理机制尚未健全。同时，大运河沿线省际之间、市区县之间不同类型的利益诉求多、矛盾多，协调起来难度大，缺乏跨区域协作的有效平台。

　　大运河滔滔奔涌数千公里，其北起点就在北京市。通州作为大运河孕育的一座历史名镇，是大运河北端的璀璨明珠。2018年，北京市审议通过《北京市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规划》和《北京市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五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2年）》，大力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图为大运河通州段现貌。 马文晓/摄

　　另外，在沿线的保护利用工作中，还有一些现象令人忧虑：规划设计重“物”轻“人”。一些古镇古村和历史街区的近期及远期保护利用方案，大多关注广场建设、道路绿化等物质载体的改造修缮，有的仿古建筑与当地运河古镇风貌并不协调。功能业态重“客”轻“主”。走访村镇时，现场随机询问当地居民，大多对其所在村镇的保护情况知之甚少；在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交谈中，普遍感到基层政府期望把古镇古村当成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摇钱树，在功能布局上注重旅游开发，在商业业态上过度迎合游客趣味。文化挖掘重“硬”轻“软”。一些古镇古村的重点文物建筑、遗址、河道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修缮正在积极进行，但对这些村镇的历史源流、民风民俗、运河传说故事、传统技艺等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整理严重滞后，百姓的运河文化记忆逐渐模糊，与运河的情感联系日渐淡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