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斋走向实践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贡献各不相同。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他以决绝的姿态打倒孔家店，欢呼德先生与赛先生，又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继而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鲁迅是新文学的导师，他创作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不仅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而且也是百年中国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峰。李大钊则提倡知识青年和劳苦大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争取中国和劳苦大众的光明出路。

　　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改革管理办法，增购图书，让图书馆真正成为青年学生汲取营养、奋发有为的温室，很多青年就是在李大钊主持的图书馆中，读到了当时世界最新的理论书籍，使自己的认识达到了飞跃，从而走上了救国救民的实践之路。

　　1920年，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下，邓中夏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成员到长辛店办工人补习学校，把《工人周刊》等杂志带到学校，帮助工人识字，认清社会现实，建立工人组织。1922年，长辛店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得到唐山等地工人的支持。工人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

　　李大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朝着“直接行动”的方向去理解。在五四运动九个月之后，李大钊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中认为：“‘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五四运动两周年时，李大钊在《中国学生界的“MayDay”》中认为：“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MayDay’。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依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

　　李大钊始终心怀天下，他在五四之后积极投身于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这样的解放事业，正是昌明正义和人道的“直接行动”。为了这一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的薪资，献出了自己的精力，直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恰似一道闪电划过中国的上空，照亮着后来者追求光明的大道。

　　（文/李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