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代表委员谈及徒弟“中途离场”不再当工人时，黯然神伤。他们呼吁青年职工要看到国家在下大力气提高技术工人待遇，要坚信——

【当好主力军 建功新时代】“当工人是有前途的”

　　“有没有徒弟不当技术工人了？”

　　在全国两会期间，面对《工人日报》记者的提问，多位来自一线的大工匠难掩心疼与落寞，陷入沉思。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技能的工人。从一名普通技术工人成长为大工匠，道路并不平坦。对此，这些大工匠深有体会。作为代表委员，他们呼吁，别让青年技工“中途离场”，同时在国家下大力气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当下，自己也要坚信当工人是有前途的。

　　离开的徒弟，心疼的师傅

　　“一个技术工人要达到高技能水平，需要最少五六年时间。如果收入很低，又很累，谁愿意从事这个职业呢？”这是一位企业车间主任向丁照民代表提出的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中，他走访了多家企业，同样的问题听了不止一遍。丁照民代表因此陷入了深思。

　　作为吉林辽源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泵业分公司的一名焊接工，丁照民代表在一线工作了30多年，从学徒工干到了全国技术能手。他带出的不少徒弟，在省、市技能大赛上拿过好成绩。

　　其中，有位徒弟年近不惑，曾获得省技能大赛第3名，并经过职业技能鉴定成为一名高级技师。“吉林属于工业制造大省，技术工人不少，拿奖很不容易。”让丁照民代表没想到的是，4年前，这位徒弟提出不干焊接了，要去当一名生产线上的操作工。

　　“改行就意味着从头开始，学了多年的技术就荒废了，多可惜啊。”但丁照民代表的挽留，抵不过现实的无奈，“他也是没办法，挣得太少了，一大家子要生活。”

　　这样的情况，航天海鹰(镇江)特种材料有限公司高级技工王巍代表、川威集团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司炼钢厂转炉车间副主任江勇代表也遇到过。前几年，江勇代表所在公司的技术工人甚至有四分之一跳槽。

　　“每走一个我们都挺心疼的，培养不容易，技术水平刚上来一点，他们就不干了。”作为车间负责人，王巍、江勇他们都会尽量挽留，“可是挽留不住啊，工人也要养家糊口，身不由己。”　　　　　　

　　技术工人流失，是个老话题，也是个普遍现象。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茂名分公司首席技师张恒珍委员给记者列出一组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就业人口中，技能劳动者1.65亿人，占23.3%，高技能人才4791万人，仅占6.2%，缺口高达1000多万人。

　　去年5月，张恒珍委员随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督办调研组前去吉林、辽宁等地开展专题督办调研。在调研中她发现，高技能人才比例偏低、人才流失情况在企业里普遍存在。

　　政策出台了，就要推动落实

　　“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当工人、不愿意学技术？”

　　“金牌工人”、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桥吊队队长许振超代表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关键是要让他们留下来并且待得住。”他一直在呼吁。

　　“技术工人的技能水平提升了，创造了更大价值，收入水平也应该相应地及时提高。”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水轮机分厂装配工段工段长崔兴国代表道出了众多技术工人的“愿望”，并着重强调了“及时”。

　　去年全国两会后，国家层面的《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印发，实施工资激励计划，聚焦技术工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而后，一些省份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

　　然而，《意见》落地并非易事。

　　“就国有企业而言，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在一块蛋糕的基础上，要提高技术工人的待遇，就得调整既有的分配格局，难度可想而知。”中国第一汽车股份公司红旗分公司制造技术科维修班长齐嵩宇代表提出的这一情况，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代表委员均有谈及。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创新成果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机制，是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举措之一。

　　“这在企业层面，也还没有很好地落地实施。”齐嵩宇代表是2011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获得者，其获奖产品，“由于是职务发明专利”，只在集团内部使用，未能推向市场。

　　“这极不合理，极不公平。”许振超代表直言，创新需要一个公平的环境，不给予必要的薪酬待遇和奖励，创新就很难持续下去。

　　“我们强调‘干一行、爱一行’，但也要让青年技工有‘奔头’。”崔兴国代表感慨。

　　技能是“护身符”，改革需要时间

　　这两年，江勇代表发现，有一些曾经流失的技术工人又回来了，他们车间“就回来了三四个”。

　　在江勇代表看来，这源于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针对技术工人的利好政策，以及所在企业越来越重视高技能人才。

　　“去年，我们在全集团首次评选‘金牌工匠’，从四五千名技术工人中评出9名，税后一次性奖励了6万元。”江勇代表就是这9人之一，“荣誉激励和物质激励都有了。”

　　“岗位靠竞争、任职评业绩、报酬看贡献。”江勇代表告诉记者，最近一两年，企业里普通技工和高技能人才的工资已经拉开了差距，“普通工人每月拿3000多元，而高技能人才可以拿到一两万元以上。”

　　在分配制度改革中，向高技能人才倾斜，已有企业在探索。

　　崔兴国代表所在的水轮机装配部门，是公司的核心岗位。即便如此，有两位青年技工，过去几年多次动过离开的念头。

　　不过，这两位技术工人，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两年前，企业进行岗能工资改革，将技能等级纳入绩效管理，他们的收入在2018年提高了14%，“有了奔头，看到了方向”。

　　为了发挥榜样作用，国家相关部门在选树典型及宣传劳模、大国工匠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

　　“大国工匠的人数还是太少，有待形成群体效应，并且应该出台激励政策去保障、提高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和地位。这样才能吸引年轻人，才能让他们看到希望。”北京奔驰汽车公司汽车装调高级技师赵郁代表说。

　　在去年的两会上，张恒珍委员提出《关于弘扬工匠精神充分调动和保护技术工人积极性的提案》。今年，她在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别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题目是《保护和培育好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产生的土壤》，呼吁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搭建技术工人成长成才的平台，从制度机制上培养人才、留住人才。

　　“应该看到，国家这几年在下大力气推动这件事。”张恒珍委员说，“我也常常拿自身经历举例，告诉企业里的技术工人，当工人是有前途的。”

　　“成长的道路，总有困难挫折，要坚信高技能才是‘护身符’。”崔兴国代表如是说，“也希望青年技工给改革一点时间。”

　　（中工网北京3月7日电 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陈俊宇 卢越 兰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