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波 画

　　潘高峰

　　今年大年初一凌晨，湖南人徐某大醉酩酊在上海闵行开车被抓，经检测，血液酒精含量达到365mg/100ml，超过醉驾标准4倍，成为上海春节的“醉驾之王”。

　　但与山东青岛的一名醉驾司机相比，他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今年1月4日，山东青岛交警查处了一名酒驾司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550mg/100ml，而且这只是测试仪的最高读数。换句话说，这名司机把酒精测试仪都吹“爆表”了。面对交警，他还大言不惭：“敢开车就敢面对现实”“我一次性吹到位，结果出来我绝对配合”。

　　550mg/100ml，令人咋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并非个例：今年1月8日晚，湖北省武汉市交警查获一名酒驾司机，测试仪显示酒精含量“>550mg/100ml”，惊呆了在场交警；今年1月16日，甘肃省陇南市交警查获一名酒驾司机，血液酒精含量同样超过检测仪上限550mg/100ml。

　　极端案例背后，是各地酒驾交通违法行为的普遍反弹。在上海，刚刚过去的元宵夜，上海公安交警部门先后查获酒驾33起，其中酒后驾驶27起，醉酒驾驶6起；元旦，140人因酒后驾车被查获，其中醉酒驾驶65人。更恶劣的是，一些区还发生了多起醉酒冲卡撞伤交警的案例。

　　上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下发了《关于2019年治理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部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常态长效、综合治理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醉驾入刑跨越“七年之痒”的年头，这样的意见多多少少让人明白，酒驾治理仍然任重道远，违法行为依然面广量大。

　　犹记醉驾入刑之初，随交警采访查酒驾，曾整整一晚上“颗粒无收”。是什么让嗜酒的开车人从当初的谨小慎微重又铤而走险？原因可能很多，但社会上一些不断为“醉驾入刑”开脱的声音与做法无疑难辞其咎。

　　2017年11月，浙江瑞安曾发生一起案例：一名张姓司机凌晨酒后开车回家，撞伤一名三轮车主，他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并赔偿8000元。经血验，血液酒精含量为139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负事故全责。按照刑法规定，张某应处1至3个月拘役，但瑞安检察院却作出了不起诉决定，由当事人“自愿”完成30小时社会服务代替。

　　不起诉的依据是此前最高法的指导意见：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浙江省高院据此印发了《关于办理“醉驾”案件的会议纪要》，给出了量化标准：醉酒驾驶汽车，酒精含量在140mg/100ml以下，无规定从重情节的，可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切莫小看这样的示范作用，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喜欢喝酒的“老司机”中，不少人对于139这个数字很敏感，并将其看做“会不会坐牢”的分割线。

　　有律师曾统计，去年前9个月，广东有81名醉驾司机被免于起诉。去年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甚至提出，醉驾入刑后危险驾驶案件持续增长，挤占了大量司法资源，数量众多的醉驾者被贴上罪犯“标签”，人生受到影响，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或进行立法解释，建立“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因为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太多而改法律，何其荒诞。据统计，2012年5月，“醉驾入刑”实施一周年，全国警方查处醉驾案件同比下降四成，北京、上海两座一线城市醉驾下降幅度达到七成；2016年，醉驾入刑第五年，全国警方查处酒后驾车比五年前下降34%，醉酒驾驶下降38%。生命无价，正是严刑峻法，让无数人的生命得到保障。

　　当然，治酒驾要“堵”，也要善于“疏”。近年来随着醉驾入刑，代驾市场壮大，代驾软件风靡。但与一般的打车服务相比，代驾生意起伏大，周末和节日需求激增，平时却订单锐减；岁末年初宴饮激增，外来人员却大量返乡，容易出现供不应求。一些没有准备的驾车人，酒足饭饱后迟迟找不到代驾，很容易因侥幸心理开车上路。此外，由于市场规范化不尽如人意，代驾人员素质良莠不齐，“黑代驾”时有出现，上海甚至出现过代驾酒驾的案例。

　　如何让代驾正规化、专业化发展？对于政府来说值得思考，对于市场来说也是商机。要改变代驾市场起伏波动大的劣势，必须开发更多的应用场景，发展诸如旅游代驾、商务代驾、长途代驾等，并与汽修厂、KTV、酒店、饭店等行业联手合作，做大蛋糕。

　　醉驾一律入刑，规范代驾市场，“两条腿”走路，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规律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