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基层治理十大靶点

　　2018年，注定是“基层治理”之年。年初以来，《半月谈》持续刊发系列来自基层一线的调研稿件，聚焦基层治理之困，求解基层治理之策。基层治理话题热度不断高涨，直接促成了部分中央文件的出台。“基层治理”这一概念，也正式进入中央文件，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考量。

　　岁末年初之际，半月谈编辑部再度组织记者分赴全国各地调研采访，围绕2018年《半月谈》报道的基层治理主要靶点，展开新一轮近距离观察。哪些方面有好转？哪些依然如故？哪些痛点需要持续诊治？哪些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我们希望通过继续反映基层治理的最新动态、基层干部的呼声建言，进一步推动城乡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助力乡村振兴。

　　十大靶点关键词： 督查检查频繁 问责滥用 压力“甩锅” 处处留痕 材料论英雄 庸懒干部 典型速成 政策打架 上升“天花板” 幸福感缺失

　　靶点一：督查检查频繁

　　在深化改革进程中，上级有关部门的督查检查无疑是保障各项政策落实的重要手段，但一段时间以来，各项督查检查过多过频，且形式主义严重，耗费基层干部大量时间精力，滋长了“脱实向虚”的不良风气，广大基层干部啧有烦言。

　　《半月谈》就此问题刊发了《来督导督查的人比抓落实的还多》《奇葩考核逼出年终迎检乱象》《迎检办公室，4年装3次》等多篇稿件，引发基层强烈共鸣。

　　下有所呼，上有所应。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督查检查考核“瘦身减负”，一系列明确规定在基层干部群众中反响热烈。

　　时下，各地或紧急叫停过频的督查检查，或细化措施减轻基层迎检负担，遏制这一突出问题。湖北省纪委明确提出，取消对市州纪委工作绩效年终考评和优胜单位评选表彰活动。湖南长沙市委近日对违规开展燃煤污染整治工作督查的长沙市发改委通报批评，并责令其书面检讨。一夜间，长沙某区原本年底全面铺开的132项督查考核项目压缩至25项。

　　“近期下来督查检查的人确实比以前少了。”有基层干部在为“松绑减负”点赞的同时还呼吁，要防止督查检查过多过频现象“改头换面”。

　　西部某乡镇干部向半月谈记者透露，有的督查检查组换了“马甲”改叫“督导组”“调研组”，部分地区接受“督导”“调研”的任务依然很重。

　　有的督查检查仍然“重形式轻内容”。“有时候为了迎检，全员空岗去巡逻，老百姓来办事找不到人。”有的督查检查全凭“印象分、感情分”。“最多的一天，我们乡镇来了12个检查组，每次都要主要领导陪同，不然就是不重视，将会影响考评结果。”广西一名乡镇干部说。

　　基层干部期待执行中央文件要“不打折扣，落到实处”，期盼中央着力整治部分地方督查检查的种种“套路”：督查检查标准不明确，不同时间段有不同标准，不同级别有不同标准，甚至检查人不同标准也不同；自由裁量空间大，导致基层干部无所适从，往往一项工作不得不反复整改。

　　有扶贫工作人员反映，脱贫摘帽检查，国家级别的标准锁定在“两不愁三保障”上，但到省级就增加了很多其他指标。一名乡党委书记说，同是第三方检查，省里的标准就比国家标准繁琐很多，也机械教条很多。

　　“最怕督查检查的人不了解情况，还带着抓政绩的想法下来督查检查，觉得没查出问题就是暗访不到位。”江苏淮安某副乡长说。一名督查检查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说，有的主管领导甚至明确给督查组同志表示“查不出问题，就是督查组本身有问题”。

　　如何纠正走偏的督查检查思维，让基层干部摆脱高压作业、干活憋屈的心理状态，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靶点二：问责滥用

　　“问责已属于家常便饭，让对工作付出大量心血的干部气馁甚至寒心。”一名石漠化山区县乡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地出台规定：凡是出现一个贫困家庭孩子辍学，无论什么原因，整村不能脱贫摘帽，扶贫干部要被问责。

　　工作中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是应该的，但不少地方出现的问责滥用现象，成为基层干部的心病。基层干部普遍反映，现在的问责状态是“下面一颗钉，上面千把锤。随时可能挨一锤，就是不知谁先锤”。

　　针对问责滥用泛化，《半月谈》刊发了《滥用问责“五座大山”伤了基层干部》《凑数式问责，让基层干部“躺枪”》《遇事先闹，一闹就见效？“恐闹症”戳中基层治理软肋》《属地管理之惑：要管没权，不管“背锅”》等文章，引发舆论持续关注。中办《通知》明确提出，不能简单以问责代替整改，也不能简单搞终身问责。

　　各地也在采取积极行动整治滥用问责的不良倾向，鼓励广大干部敢于担当作为。湖北探索建立问责分析研判机制，对干部的失误错误深入客观地分析认定；浙江创新干部管理机制，为改革者护航，为担当者担当；湖南专门出台相关文件，制定细致措施，及时为受诬告被问责干部正名。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各地已初步发力制止问责滥用，但花样繁多的问责“招数”，仍如悬在基层干部头顶之剑，让他们如履薄冰。

　　属地问责，基层干部抱怨最多。“属地管理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西部某地一名街道工作人员说，上级对当地乡镇街道的年终考核中，有重要指标31项，几乎都与属地责任有关。

　　“基层对很多工作既没有审批权、执法权，又无能力去落实，一旦出了问题却要属地负责。”“事前无法参与，事后却要负责任，于法于情都不妥。” 这种以“属地管理”的名义将许多上级职能部门的工作压给基层的做法，让乡镇街道颇为不满。

　　东部某镇常年分管农村工作的人大主席刘多(化名)对近期遭受的职能式问责感到委屈：“不论曲直是非，不去了解工作实际问题和考虑具体情况，机械地挥舞问责板子，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希望中央能够出台专门措施加以整治。”

　　基层干部认为，不能为应付上级或平息舆论，选择“事情出了，总得有人担责”的方式问责，一出事就“多处分几个干部”；不能简单以问责数量衡量整治效果，“泛化问责”；不能不管整改问题、促进工作，纯粹“找茬”。

　　问责的震慑力来自公信力，而公信力建立在事实、依据、程序等都经得起推敲的基础之上。基层干部期盼，执纪问责要做到公道正派，杜绝凭领导喜好随意问责。要严格依照问责条例和其他有关党内法规的要求，深入调查、仔细核实，正确区分问题性质，严格决策和审批程序。

　　同时他们呼吁，不能过度依赖问责来推动工作，应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建设，真正让容错纠错机制落地，为基层干部创业干事“撑腰鼓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