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月21日至30日，立法工作机构连续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仔细听取了各方面专家尤其是民法和经济法专家的意见。座谈会上畅所欲言，讲出来的意见是公允的。他们认为，民法通则草案的制定是好事，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它与经济法的关系。

　　顾明是经济法权威，在经济法方面有深厚功底，曾被有人称为“经济法之父”。他不同意制定民法通则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彭真认为，有必要再单独听取顾明的意见。

　　2月3日这一天，法工委副主任项淳一、顾昂然受命专程去国务院经济法规中心，当面听取顾明意见。顾明系统讲完意见后，从抽屉中取出他亲自口授、工作人员整理的6000余字的文稿，题目是《关于对<民法通则(草案)>的意见和制定急需单行法规的建议》，交给项、顾二人，希望法工委考虑。

　　顾明提出，经济法界多数同志主张，不宜过早地制定这种带有法典性质的“通则”。他的核心观点是：法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应由经济法去调整。

　　顾明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所有权是姓“国”，而不是姓“民”，这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可见，有关所有权的法律规定，还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应过早用“通则”的形式固定下来。

　　考虑到顾明的身份和影响，立法工作机构组织力量对他的意见专门进行了研究，于2月20日起草了一份研究报告，报给彭真、陈丕显、彭冲。研究报告认为：法人(特别是非国营企业)之间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的经济关系，如经济合同等，由民法调整，无论从法律理论或实践来看，都是适宜的，可行的。这样规定也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干预、加强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的需要。

　　彭真同意法工委意见，并提出：民法通则的制定，不能因为有人反对就停止，但是，应当允许和欢迎别人提反对意见。顾明的反对意见可以公开，立法民主化就要在这方面体现出来。

　　2月27日，法工委办的《法制工作简报》第23期全文刊登了顾明的意见。

　　同一天，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党组向中共中央写出了《关于民法通则(草案)的请示报告》。

　　针对经济法学界反应强烈的民法调整范围问题，报告做了着重说明：“草案规定，民法调整民事活动中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非财产的人身关系。这一规定表现了民法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民法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法律形式反映商品经济关系的，而商品交换的当事人的地位和权利是平等的，在民事关系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是民法的基本原则。第二，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即横向联系的财产关系。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纵向的经济关系，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由有关的经济法律调整，民法基本上不作规定。”(见法制工作委员会档案1986年第20卷)

　　3月6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第266次会议讨论法工委的请示报告，王汉斌列席会议，汇报了民法通则(草案)的起草过程，并专门汇报了经济法学界的反对意见。

　　3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法制工作委员会党组下发了同意民法通则(草案)的书面通知。

　　发展到这一步，关于民法通则立法的争论，似乎应当止息了。然而，法学界的争鸣仍在继续。

　　1986年3月12日，舆论界同时发出了两个声音。

　　一个是《经济参考报》第一版刊登了《经济法纲要》起草大纲制定完毕的消息，意在告知公众：民法通则可以同经济法纲要一并制定，不必先行出台。

　　另一个是，新华通讯社《国内动态清样》第537期刊登报道。报道说，经济法专家们向记者反映，民法通则(草案)还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妥善解决，不适宜马上立法。经济法学专家还提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民法都无法完全适应调整日益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关系的需要，现代经济法正是基于客观需要而产生的。

　　由于《国内动态清样》是直接送党和国家机关和领导人看的，为使高层了解事情全貌，王汉斌向彭真、胡启立、乔石和陈俊生等批送了文件，加以说明。

　　彭真于3月14日下午召开临时委员长会议，讨论如何处理这件事。

　　彭真提出，学术理论问题可以慢慢讨论，但不是搞不搞民法通则的问题。至于经济法典，如果国务院决定要搞，这个草案也要由国务院提出。彭真说，经济法学家提出制定民法通则同经济法纲要同步进行，那么，是经济法纲要加快，还是制定民法通则的步子放慢？现在经济法纲要刚刚起草，如果要同步搞，人大常委会几个月前已决定列为议程的民法通则就得停下来。经济法学家的意见是向记者反映的，不是向人大提出的，不是法律程序。如果几个人向记者一反映，法就不能定了，立法工作就很难进行。但是，既然是一些专家对民法通则的内容有意见，那就应当重视，考虑不同意见有好处。

　　21日，王汉斌整理出《彭真同志在委员长会议上关于制定民法通则的讲话要点》。24日，中央办公厅将这个讲话要点印成中央参阅文件，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制定民法通则的立法思路和安排，在中央领导层面形成共识。法学界的争论，随着讨论的深入和草案的修改，也逐渐趋同。

　　1986年3月25日，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4月12日，全体代表表决通过了《民法通则》。

　　实质是市场和计划之争

　　作为制定民法典的初始一步，民法通则的立法已经过去了30多年，确实是一个老话题了。以今天民法的进展和成就衡量，不难发现这部法律的若干缺陷。比如，它没有采用明确的物权概念，而用了“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这个冗长而绕口的概念。这不能归责于起草者的知识贫乏。它的不足，应当从历史进程的局限来解释。

　　当时，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计划体制虽出现破冰之兆，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尚未确定下来。在经济体制转型之际，这部民事基本法的历史价值在于：它紧贴改革思路，抓住“平等”这个民法的根本属性，确立了平等、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民事活动基本原则，规定了多元的市场主体制度，规定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权利救济制度等。这些原则契合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着引领作用。

　　尤其需要重视和总结的是，这部民事基本法在立法过程中所体现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

　　在一般人看来，1985年12月上旬，分别在北京和广州举行的两场“对台戏”式的研讨会，是不正常的。因为前者是“正统”的、由高层领导安排并主持的讨论民法通则的工作会议，后者则是经济法学界召开的反对制定(或先行制定)民法通则的会议，且出席人数之众，远远超过了前者。但是，当时的中央和全国人大的领导同志，没有对广州会议提出任何批评和责难，反而要求立法机构认真研究他们的意见，“凡是合理的、有说服力的，都应予以吸收”。顾明是国务院经济法规中心负责人，实际是广州会议的召集者，作为委员长的彭真能委派立法工作机构负责人去登门听取意见，并把顾明的不同意见广为印发，让众所周知，分析比较，这是一种民主气度，也是一种科学精神。

　　不同意见的博弈，迸发了科学的火花。经济法专家批评民法草案原来的提法(“民法的任务，是调整公民之间和依法成立的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把所有财产关系都划归民法调整了，这促成了立法机关关于经济方面的“纵向”法律关系(经济行政法)和“横向”法律关系(民法)的划分，把草案这一条修改为“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了该法的调整范围。

　　江平教授曾说，经济法和民法学者的争论，“背后的实质是中国经济走向之争，是中国经济改革中计划作用和市场作用之争”。民法通则以法律形式确认并保障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改革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包揽经济活动的局面，为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搭建了法律桥梁，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