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率如何规定更合理

　　草案首次对工薪、稿酬、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综合征税，适用统一税率。综合所得的税率在现行工薪所得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基础上，调整了税率结构，扩大5%、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但未调整30%、35%、45%三档高税率。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修文表示，我国劳动性所得45%的最高税率高于大部分国家，并且，当前我国群众的收入差距主要不是来自劳动性收入，而是非劳动性收入。调节收入差距的重点，当前不完全是在劳动性所得方面，而应当是在非劳动性所得方面。建议国务院深入研究适当降低劳动性所得最高税率问题，同时加强对非劳动性收入的征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杜玉波认为，要完善综合所得和资本性收入的税率设计。高收入群体如果按照工薪所得交纳个税，最高适用45%的税率，不仅远高于资本性收入20%的税率，也高于企业所得税25%的税率。在工薪所得税高边际税率下，高收入群体避税动机很强。一种典型的避税方式就是“钱在企业、少拿工资”。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个税法修正案讨论小组指出，草案依然保持了45%的最高税率，工资薪金所得等四项收入累加成为综合所得。较高档税率的级距本应扩大，但草案仍然维持最高三档税率的级距不变，这样，对收入多元的人群可能要按照比以往高一档或几档的税率征收个税，这事实上增加了这部分凭借智力、技术等个人能力获得高收入的人群的税负。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劳动收入能达到适用45%税率的个人，必然也是各地方政府争抢的人才。一方面，地方政府要给各种补贴、优惠政策去吸引人才，另一方面，税率保持在45%的罕见高位，这在制度上存在明显冲突。

　　降低个税税率有利于减少高收入人群的避税行为，增加财政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有利于吸引境外人才，避免我国的高收入群体（比如企业家群体）流向境外，从而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有利于降低劳动税负，激发高智力群体的创新活动。

　　建议遵循国际税改趋势，简化合并税率档次。参考亚洲和欧洲最高边际税率的平均水平，取消35%和45%两档税率，按照3%、10%、20%、25%、30%共五档税率累进，适时取消25%一档。考虑到资本外流等因素，中国保持了20%的资本税率，那么只能降低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以避免挫伤劳动者的创新热情。将最高边际税率定在30%，低于美国的37%，略高于资本所得和企业所得，既可以为人才减负，切实激励他们创新，又可以避免部分人群以设立企业的形式规避个税的现象。

　　该小组建议，纳入综合所得的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收入，先减除20%的费用之后，再与工薪所得一起综合征税。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也表示，45%税率在全球范围内偏高，应该适当降低，因为偏高的边际税率，对纳税人的反激励作用明显增加，而且也妨碍投资和储蓄，可能导致纳税人为了降低边际税率而设法分解、隐瞒所得，从客观上强化了纳税人逃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