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磐石市烟筒山镇大黑山村驻村第一书记阚阅(右)在了解大黑山村肉牛饲养情况 张楠摄/ 本刊

　　忘了时间，曾半夜跑去敲门做工作

　　贫困是块“硬骨头”，“啃下来”要有干劲、有韧劲。“扶贫一线干部辛苦指数非常高，像一根绷得很紧的弹簧。”况顺航这样形容基层干部的工作常态。他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市里一名扶贫干部因为工作太忙，忘了时间，曾半夜两三点跑去敲贫困户的门做工作。

　　“5+2”“白+黑”“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成为了受访基层扶贫干部最正常的作息方式。“为了迎接脱贫摘帽考核，白天暗访，晚上开会，像高考一样天天做卷子，模拟第三方评估。”贵州省一位基层区委书记说，“就连做梦都在做扶贫工作。”

　　啃下贫困“硬骨头”，还要有办法。在全国扶贫一线，《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发现，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已经成为干部的共识。

　　在旬邑县长舌头村，村民原来主要种植玉米、小麦，仅够自己吃和喂养牲畜。近年来，村子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帮扶下积极发展中药种植产业。本刊记者在村头田地里看到了大量的连翘苗。“去年第一年采，一亩地净赚2000元左右。”村支部书记吕存兴说，“今年种了1500多亩，贫困户今年有望全部脱贫。”

　　陕西驻村干部袁亚宁盘活村里废弃的装饰花厂，优先招录贫困户，每人每月工资近2000元。装饰花还可以外包，让贫困户在家里做，“只要愿意干，脱贫没问题。”双腿残疾的左进军，父母70多岁，女儿读初中，现在他靠做装饰花一个月能赚1800多元，“以前别人养活我，现在我能养活家里人。”左进军说。

　　在贵州省台江县台盘乡阳芳村，扶贫干部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乡村农业旅游。在一些农家乐庄园里，本刊记者看到西红柿、小南瓜已经挂果，长势喜人。台盘乡党委书记王志清充满信心地说，“通过务工、分红收入等方式，农业旅游将让所有贫困户受惠，将来还会有更大收益。”

　　56岁的达吉住在西藏林芝地区米林县萨玉村，20多岁时发现患有神经纤维瘤，因病致贫，家里7口人住在只有50多平方米、用篱笆和石头砌成的房子里。在干部帮扶下，达吉家建起了250平方米的房子，还开起了小卖店，加上打理8亩种植着青稞和小麦的田地，已经实现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元。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在每个村建立光伏发电站，联网发电每年带来固定收入30万元左右，作为为贫困户兜底和村级扶贫基金的积累。同时，铁东区谋划发展采摘农业和乡村旅游，为脱贫后群众生活作长远打算。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地少物薄，是国家级贫困县。“区里建起了滑雪场，部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到雪场上班，月工资在3000元以上。”区委书记王彪说，崇礼区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将集体资源和扶贫基金入股分红，帮助贫困户获得稳定、可持续收入。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波(前左二)向海嘎村彝族村民宣讲十九大精神 刘续摄/ 本刊

　　干部能力“脱了贫”，也有个别人力不从心

　　在脱贫攻坚战中，全国各地、各层级部门的大批干部下沉到基层、深入到一线，开展群众工作。

　　“脱贫攻坚使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困难群众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也锻炼培养了一批干部。”况顺航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个过程很艰难，也很充实。”

　　“有些年轻干部没有基层工作经历，不会说群众话，不会做群众工作。在脱贫攻坚一线摸爬滚打一圈后，说话‘土’了，感情‘真’了，处理基层复杂问题的能力明显提高了。”福建安溪县委组织部部长史思泉说。

　　“脱贫攻坚不仅是脱群众的贫，也把干部思想上的贫、能力上的贫脱了。”中组部在贵州台江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的赵凯明说。

　　脱贫攻坚给贫困地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扶贫干部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形成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勠力脱贫攻坚的良好势头。

　　底庙镇东牛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超驻村期满后，村民集体联名书写“请愿书”，挽留他继续驻村。本刊记者跟随他到贫困户家走访，家家户户都热情地倒茶相迎。“王书记好着呢，和我们跟一家人似的。”贫困户万亚峰说。

　　“以前有些干部走在街上会被群众戳脊梁骨，现在大家都会招呼喝水小坐。”贵州福泉市仙桥乡党委书记杨时江说，“干部的宗旨意识在回归，群众认可度提高了，干部的荣誉感也回来了。”

　　不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一个多月的一线调研中也发现，一方面，扶贫干部的思想、能力在脱贫攻坚一线得到了锤炼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高强度、重压力的工作状态下，也有部分干部出现了力不从心或被动应付的问题。一线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对干部履职尽责提出了新考验。

　　例如，在调研中记者发现，形式主义有抬头趋势。面对繁重的考核压力，一些基层干部出现了消极应付、出工不出力，工作上重形式、走过场而不重视实际效果的问题；一些干部不愿下基层，不愿担责任，个别的甚至“宁愿不进步也不下基层”。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当前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将扶贫工作任务层层分解下压，乡镇一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大，基层普遍存在“过劳工作”情况。

　　福建一位街道党工委书记说，每名干部往往承担着上级多个职能部门的多项工作任务，同一时段收到多个工作指示，难免出现工作完成质量不高的情况。

　　“资源往上走，任务往下走，这也导致一些基层干部工作主观能动性不足。”青海一位县委书记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