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 当

　　干顶天立地事，做举旗亮剑人

　　书生报国，唯有道德文章。

　　留校仅4年，郑德荣就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

　　漫长的学术生涯，郑德荣似一棵党史研究领域的常青树，苍翠挺拔。67年来，他共撰写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和教材50多部，发表高水平论文260多篇。

　　1983年，他成为全国高校中共党史学科最早的4位教授之一；

　　1986年，他成为全国高校中共党史学科首批3位博士生导师之一；

　　1991年，他带领的东北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在教育部直属院校147个社科研究机构的评估中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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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论结合、以史立论、以论见长”，他的很多成果，提出独到见解，填补学术空白，匡正传统观点，曾得到胡乔木、胡绳等著名党史学家的充分肯定。他撰写的《毛泽东思想史稿（修订本）》，更是开创了研究毛泽东思想史科学体系的先河。

　　教材，师生间最有力的纽带。学过中共党史的人，对“郑德荣”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

　　他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推出的全国高校通用党史教材，再版5次，发行百万余册；

　　他编写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被全国高校和中央党校采用，加印13次，发行突破百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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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来，这些教材广为传播，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别小看教材啊！这可是件大事。它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直接关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他常对学界同行说，“党史教材更非同小可，政治要求高、导向性强，每一个论断、每一个细节都要一锤子一锤子地敲定，容不得半点儿含糊，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而今，郑德荣撰写、主编的著作在国家图书馆馆藏有30余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海外图书馆也有馆藏。

　　郑德荣的学术研究，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郑德荣的研究视野一直与时代同步。

　　有人质疑：“是不是形势跟得太紧了？”

　　“老师对此不以为然，反而告诫我们，离开现实语境搞党史研究，那是孤芳自赏。党史研究要解决问题、为党的事业服务。”学生程舒伟教授回忆。

　　干顶天立地事，做举旗亮剑人。除了著书立说，郑德荣还善用真理的力量捍卫真理。

　　“现在研究毛泽东思想还有用吗？”多年前，在参加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会议时，一名外校青年教师向他请教。

　　发问者不是老百姓，而是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这让郑德荣深感忧虑。作为回应，他在大会上作了针对性的长篇发言，随后又发表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等多篇论文和著作，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意义，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无独有偶，在湖南参加“现代化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一名学者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该包括毛泽东思想”的大会发言，又让郑德荣愕然，感到有必要从学理上及时回应。正值酷暑，82岁的老人抛开准备好的讲稿，利用午休时间重新撰写发言提纲，阐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这一发言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廓清了模糊认识，与会学者高度认同。

　　离开湘潭的那天清晨，天蒙蒙亮，郑德荣专门来到毛泽东塑像前，献上鲜花，伫立良久，语重心长地对随行学生说：“我们参加学术会议，既要虚心接受各种学术观点，也要有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关键时刻要敢于正面发声。”

　　学生王占仁教授至今还记得郑德荣第一次带他申报课题时的情形。2008年，郑德荣带领课题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问题研究”作为申报选题，这在当时可是国家高度重视、学界广泛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

　　“太难了，换一个容易中的题目吧！”有课题组成员心里打鼓。

　　“中与不中不是目的，关键看课题对党和国家有没有价值，党和国家需要才是我们的选择。”郑德荣坚持不换。

　　“老师的坚持，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党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王占仁回忆。

　　郑德荣还有个“永久牌”与“飞鸽牌”的论断广为流传。

　　“我们做教师的，尤其是文科教师，无论课堂教学、学术研究，还是资政建言，都要做‘永久牌’，就是持之以恒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指导，不要做‘飞鸽牌’，不能当‘墙头草’。”

　　2001年，政法学院增设公共管理专业，对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几次讨论后，有的老师不耐烦：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国外大学这个学科发展很成熟，找几个培养方案翻译过来改一改就行了。

　　“借鉴国外大学的有益经验，这没异议，但中国的高校是共产党领导的，培养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增的公共管理专业，是为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培养管理人才的，政治性同样鲜明，一定要在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上体现出来！”郑德荣态度鲜明、语气坚定。最后，他的意见得到一致赞同，写入培养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