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严立生态规矩

　　不论是生态保护还是绿色发展，要立足长远，都离不开制度和体制的保障。在青海，就有许多生态的规矩。

　　为了防止破坏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今年5月底，玛多县政府向全社会发出通告：禁止一切社会团体、单位或个人进入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自然保护分区开展旅游、探险活动。这意味着当地随之放弃了相关旅游收入。

　　去年，青海省印发《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对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和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进行严格的产业准入限制。这意味着舍弃对生态不友好的经济效益，从源头上做污染管控。

　　发展更重生态，这在青海有制度撑腰。就在不久前，青海调整2018年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取消8个省级农产品主产区所属县（市、区）和2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的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4项考核指标，实行以生态环保和脱贫攻坚为导向的差异化考核机制。

　　发展更重生态，青海还有不少体制探索。在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四位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日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是当地生态管护员，这里一草一木的变化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是一个不小的群体。藏族人索索也是其中一位，在自家3.5万亩草场上，他既是主人，也承担生态管护的工作。“每天在草场巡逻，看水上的草、看水底的鱼。现在环境卫生好起来，动物多了，草场也变好了。”当上生态管护员，索索每个月还能领到1800元的工资。

　　“生态管护员最初是将生态保护和精准扶贫结合在一起，发展到如今，早已经成为生态、党建、民族团结、精准扶贫、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六位一体的载体。”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截至2017年底，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已设置生态公益岗位10051个，户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只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一个细节。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从此，三江源正式走进国家公园时代。

　　挂牌成立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全力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并对3个园区所涉4个县进行大部门制改革，解决“九龙治水”和监管执法碎片化问题。例如，玛多县将原有的国土、环保、水利等部门一并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统一下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原各部门执法机构被整合组建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再例如，青海省首个专业法庭——玉树市人民法院三江源生态法庭设立运行。

　　“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青海将继续坚持试点先行和整体推进相结合，落实和深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生态环境监管、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生态补偿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王建军说，青海要探索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从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万千牧民小家的草场管护；从高原的大山大湖到城市的一草一木，围绕着生态的保护、发展和改革正在青海大地上徐徐展开。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本报记者  李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