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四大件”的流变与“睁眼看世界”

　　除了吃，购买国外产品的经历也让李先生印象深刻。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市场上进口产品不仅稀少而且昂贵，“要买必须有外汇券”。

　　1984年，李先生花了300多元，终于拥有了第一台电视机。这是一台21英寸的匈牙利黑白电视机，相比国内电视清晰度更高。到了上世纪90年代，摩托车成为新时尚，他花一万多元购置了一辆日本铃木摩托车。进入新世纪后，他将摩托车换成了十几万元的日本“本田”轿车。“当时国外的东西质量更好，所以人们攒很久的钱才买得起一样从国外进口的‘大件’。现在国产商品的质量和服务都上来了，我更愿意买国产品牌。”

　　李先生口中的“大件”主要指家庭耐用消费品。40年来，人们心目中的“大件”也在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四大件”指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变成了电视、冰箱、洗衣机、录音机，新世纪初期变成了手机、电脑、汽车、房子；而现在，手机、电脑已被踢出“四大件”范畴。

　　“支撑人们心目中‘四大件’发生变化的底气，是收入的持续增加。”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刘青对记者表示，“四大件”受宠，不是说人们不想要“四大件”之外的东西，而是因为收入没有达到相应水平时不会去想，“潜意识里的需求是被压抑的”。

　　1980年，中国居民人均GDP为307美元，2017年达8582美元，增长了28倍。一些地方居民收入增长更快。数据显示，四川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年来增长了113.5倍。“收入增长使人们的预算约束放松，需求逐步释放，反过来促进了供给层面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产品短缺到现在的极大丰富。”刘青说。

　　人们收入的持续增加，重要原因在于对外开放后的外资涌入、各行业门类发展带来的自主就业机会增多。在刘青看来，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沿海城市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真正起点，这些城市摸索出一套新的发展路径、模式，并逐步扩展到全国。特别是加入世贸以来，中国与世界接触面更广，通过“以开放促改革”，供给、需求都得到扩张。

　　一组数据印证了这种变化：加入世贸前10年，中国开放了100多类服务市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商品平均进口关税从15.3%降到9.8%，并取消了进口配额制和进口许可证制，进口商品逐渐进入中国普通老百姓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变化。据刘青分析，人们以前重储蓄，源于对未来收入的稳定性缺乏信心；如今人们有能力在未来保持和提高收入，同时新的金融产品大量出现，为人们扩大消费提供了条件。

　　“开放对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向记者强调了思想观念变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开放不仅使中国老百姓享受到先进、多样的产品和服务，而且通过科技、文化、教育、法律等领域开放与交流互鉴，使老百姓在心态和思想上日渐开放与成熟，为我们顺利融入全球生产、分工、消费、分配、治理体系提供了基础和支持。

　　3.让更多人“能消费”“敢消费”

　　今年5月1日起，中国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5月10日，商务部发布“消费升级行动计划”，扩大中高端商品进口，试点供应链创新；5月22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汽车进口关税从25%降至15%……近段时间以来，一系列主动扩大开放的的惠民举措加速落地。

　　“民生痛点在哪里，我们扩大开放的重点就在哪里。40年来，中国政府将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在对外开放举措中，从未改变。”迟福林说，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13亿多中国人巨大的消费需求与不断开放的国内市场相结合，意味着消费不仅将拉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也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那么，如何进一步增强人们在对外开放中的获得感？

　　王军建议，政府要确保居民和企业财产权得到更有效保护，并使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国家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相匹配，使其有基本条件实现消费的合理增长和逐步升级。

　　刘青则认为，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人们一切获得感的基础；同时要解决老百姓痛点、热点需求。比如国外有很多非奢侈品牌但质量好、服务优的产品，扩大这些产品进口，有利于满足人们对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有多样性选择的强烈需求。

　　他强调，进口国外优质产品与国内高质量供给要同步发展，不可偏废。为此，要进一步降低相应产品和服务的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通过扩大开放和充分市场竞争来促进国内企业发现新市场，创造性地满足人们需求。

　　迟福林认为，当前中国消费领域的突出矛盾是居民服务型消费“有需求、缺供给”。他建议推进教育、医疗、养老、金融、保险、会计等服务业进一步向社会资本和国外开放，加快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新高地。“这些行业关系中国社会结构转变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是民生痛点与热点。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将明显加快。”迟福林说。

　　同时，还应让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的主体。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达到3亿左右，但占比还不高。迟福林建议，通过以稳定制度预期为重点的收入分配改革，未来10年左右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现在的30%左右提高到50%以上，让更多人“能消费”。

　　“政府还应该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创新，营造安全便利的消费环境，让更多消费者‘敢消费’。”迟福林说。（本报记者  彭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