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不尽的极限人生

　　1982年，父亲大病一场，渐渐体力不支，主动辞去了村支书的职务。家人如释重负，觉得他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过过悠闲的日子了。可是不久，父亲又有了新的方向——写书！他没手没脚，怎么想到写书了呢？父亲在《极限人生》里提到了两个因缘：第一个，死去战友的临终嘱托。父亲的指导员牺牲前说过：“一个连的消亡，在战争史上算不了什么，但你要想办法把这壮举记录成文，传给后代，这很有意义。”第二个，共产党人的使命召唤着他去写：一次父亲应邀去一所中学作报告，上学的重外甥跑来问他：“舅姥爷，同学们议论说，当年你们打仗那么拼命，是不是太傻了？您到处给人作报告，是不是拿了人家钱了？”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父亲，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作为共产党人，他觉得自己必须告诉孩子们，世界上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还有很多安身立命的道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那段历史写下来。

　　1987年，在专程来看望的迟浩田将军鼓励下，父亲终于拿起了笔。他让母亲把被子叠成“方块”，垫在大腿上，再把写字板放在被子上，弓背低头，用嘴含着笔尝试写字。口水顺着笔柄往下流，浸湿了稿纸，换一张重新写！开始每天只能写十几个字。后来由于长期弯腰弓背，父亲头晕目眩，各处伤口的神经疼痛难忍，似乎又经历了一次次手术的痛苦。

　　用嘴含笔写，残臂夹笔（抱臂）写，铁圈套笔写。整整7年。苦熬苦写了7年，反复修改了7遍。2000多个日日夜夜，父亲翻烂了四本字典，很多时候，胳膊翻书不方便，他就用嘴唇翻，用舌头翻。用掉半吨稿纸，终于在1996年7月，出版了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

　　拿到新书的那天，父亲把自己关在屋里，恭恭敬敬地在扉页上写满了战友的名字，然后跪着将它点燃。他长舒了一口气，卸下背了46年的重托。

　　父亲除了通过写书的方式传播革命精神，还经常作报告。他44年间做过1000多场报告会，早在1952年清明节，泰安荣军休养所附近的一所学校请父亲去作报告,他第一次感悟到自己作为一个伤残军人的价值，也第一次看到了革命传统教育报告的作用，他下决心把这条路走下去。后来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络绎不绝。从1952年到1996年，他有请必到，不收取任何报酬，父亲的报告场场都引起强烈反响，因此得了“报告大王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