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托乱

　　“几乎不可能办下来正规手续，该找谁办都说不清楚”

　　去年“六一”，二胎妈妈小贾的家庭式托儿所正式开张，第一个入托的正是她的小儿子洋洋。

　　“之前找过育儿嫂，可她一个人没办法兼顾做饭和带娃，也请爷爷来帮过忙，但老人不习惯城市生活。”无奈之下，小贾开始考察周边的托育机构，却始终觉得不够理想，“好不容易动员专门做托育连锁机构的校友到小区开店，结果对方因为听说同类机构曾经被投诉，最终放弃计划。”

　　小贾不甘心，索性决定自己开一家，“谈不上有多少经验，只能边学边做。”多方权衡后，小贾选择把托儿所开在自家楼下，“刚好一楼有套12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南北通透，周边有绿地，方便做户外活动空间。”

　　签好了长租合同，小贾便开始动工改造，“全屋做了墙面软包，又在主要活动区铺上厚厚的地垫，定制幼儿专用洗手池和马桶，装上新风系统、空气净化器和监控设备……真正做起来才发现，装修布置有很多细节需要考虑，但很难找到成熟的执行标准，只能多参观多打听，在实践中摸索。”

　　相比起硬件来说，软件更是摆在小贾面前的一道难题，“毕竟是小机构，又没办法给出高工资，不好招到合适的人。”一开始，小贾找来一名育儿嫂和一名幼师，但很快发现，习惯了一对一服务的育儿嫂很难适应一对多的状态，而幼师之前几乎没有带过三岁以下的孩子，“没办法，又专门花了一千多块钱买简历，一个个面试，觉得还不错的，招过来再培训，像蒙特梭利、正面管教等理念，我也是刚接触。”

　　开办之初，小贾曾经想过注册，“跟业内人士请教完，才知道几乎不可能办下来正规手续，甚至究竟该找谁办都说不清楚，还不如别自找麻烦。”就这样，小贾的托儿所悄悄开张了，“一直不敢对外宣传详细地址，连招牌都没挂，生怕引来麻烦，招生基本靠家长主动联系我。”如今，小贾的托儿所里有五六个孩子上日托，四五个孩子上晚托，“一个人每月收三千多，勉强够维持日常开销。”

　　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小贾的托儿所还是在半年前遭遇了上门检查，“居委会的人以查消防的名义来，我坚持说是自己家，他们大概也没想好该怎么处理，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不过，即便没有检查，小贾也并不轻松，“安全是最重要的，孩子本来就小，一不留神就可能出事。前段时间有两个孩子打闹，其中一个脸被抓了下，后来就不来了，我再怎么道歉都没用。还有个孩子因为尿不湿换得不太及时，有点红屁股，家长意见很大。”

　　谈及托儿所的未来，小贾坦言“心里没底”，但她希望继续开下去，“其实很多人都在酝酿着开办这样的机构，仅仅是我们的幼托联盟群里就有60人。大家也看到了上海出台的标准，觉得在场地面积和园长资历的要求上可以更灵活些。”

　　观点

　　建构多元一体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

　　“现阶段，我国3岁以下的社会托育服务，总结起来就是‘有需无供，有教无保，有心无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表示，相较于众多双职工家庭的需求来说，目前托育服务的供给总量明显不足，结构严重失衡，质量也得不到保证，一些有志于办托育服务的社会力量没能得到合理的规范引导，造成大量“黑托”存在。

　　“北京的情况与全国各地的情况类似，原本有的公办或民办幼儿园可以开设托班，但由于学位紧张，为保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求，只好缩小托班规模或取消托班。适应群众需求，一些在工商部门以‘教育咨询机构’的名义注册的机构，开始涉足托育服务，但严格来说，这些机构不具备提供全日制托育的资格，也缺乏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认为，应当明确托育服务发展理念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制定支持性发展政策，并尽快确定托幼服务的管理体制和主管部门。

　　“尽管需求很大，但我们并不赞成一哄而上，还是应该制定发展目标，确定主管方，明确准入门槛，这样才能加以规范。”杨菊华建议，建构“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主体，以社会为补充，以社区为依托、以家庭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性与公益性、市场化运作与家庭照料相结合的多层次服务模式，“从上海这次出台的文件就能看出，托育服务涉及教育、卫生、公安、消防、民政、人社、妇联等十多个部门，需要明确谁来统筹、如何分工。”

　　此外，在杨菊华看来，人才队伍建设也亟待加强，“托育工作风险比较高，专业性要求也很强，但市场上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在加强培训的同时，还应提高他们的待遇和地位，吸引更多有能力的人加入进来。”

　　本报记者 宗媛媛 插图 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