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家老店”浩劫

　　多年后，阎明复仍能清晰描述秦城监狱的模样：“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

　　1967至1975年，阎明复在这里度过了七年半的监牢生涯，而阎宝航也在此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相比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意气风发，新中国成立后的阎宝航甚为低调。1949到1959年，阎宝航调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长。1959年，64岁的阎宝航自感体力难以承受外交部繁重的工作，便辞职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负责征集整理文史资料。

　　到“文革”期间被迫停止工作前，经阎宝航主持征集的文史资料近两千件，1500余万字，极具史料价值。未曾料到，一场劫难却突然降临。

　　当时，“四人帮”及其同伙为达到打倒周恩来的目的，把大批在周恩来领导下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东北的老同志打成叛徒、特务、“东北叛党集团”，阎宝航的名字赫然在列，其被捏造的罪名是特务罪。

　　1967年11月7日晚，刚从政协机关下班回家的阎宝航还未来得及端起饭碗，便被几个穿黄大衣的人架走，目睹这一切，坐在餐桌前的小孙女被吓得哇哇大哭。

　　这仅仅是“阎家老店”浩劫的开始。

　　半个月后，长期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俄语翻译的阎明复被捕。“四人帮”断言阎明复有一部电台转移到父亲那里去了，既然父亲是特务，儿子也必定是。

　　事实上，所谓“转移”是当时阎宝航家里的收音机坏了，把儿子的收音机借去一用，一件平凡小事被硬生生“移花接木”。

　　打击接踵而至。

　　长子阎大新被取消军籍，下放至贺兰山区；次子阎明智被隔离审查，惨死长沙；二女儿阎明英、三女儿阎明光均被下放，阎明光丈夫被关押。

　　“当时，我母亲不仅承受着父亲和我被捕入狱，大哥、二哥被隔离审查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在生活上也毫无着落，因父亲被捕，政协冻结了父亲的全部工资，也不给她发生活费，生活非常困难。”阎明复痛苦地回忆。

　　1971年，高素罹患肺癌去世。去世前不久，高素口述了一封给总理的信：“我始终相信玉衡（阎宝航的字）和明复是无辜的。我患重病到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债费及后事解决。”

　　贴着4分邮票的这封平信没过多久居然得到了总理的指示：高素一生不容易，是有功的，准予报销高素的治疗费和安葬费。这无疑带给全家人巨大温暖。

　　阎明光回忆，临终昏迷时母亲还欣慰自语：“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赶快包饺子。”直到离开人世的时候，高素仍坚信丈夫活在人世。

　　“这样，我们这个在抗战时期，在坚持地下斗争中，帮助过多少陷于困境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东北难民，而被亲切地称为‘阎家大院’的温暖的革命家庭就瓦解了。”阎明复说。

　　出狱后的阎明复才得知，自己与父亲一度同监。

　　阎明复回忆，1968年四五月间，他在狱中偶尔听到熟悉的咳嗽声，很像父亲的声音，可“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儿子的直觉准得惊人，那些深夜的咳喘正是阎宝航最后一丝微弱的生命气息。

　　阎宝航被平反后，姚艮带着阎明光到秦城监狱查阅档案。在那座犯人名字被简化成数字的监狱中，阎宝航的代号是67100，阎明复代号是67124，中间只隔23人。

　　在那里，他们没有找到有关父亲冤案的任何文字材料，只找到一张父亲写的字条，上面写着“高素老伴儿，我要回家”。

　　也是在这次寻访中，阎明光得知，1968年5月，在一次拳打脚踢的深夜提审后，父亲昏迷不醒，被送到当时的监狱医院复兴医院。姚艮陪她找到当时在医院现场的老工人。老工人指着候诊室的长椅说：“抬进来时就放在这里，很久没有人来抢救……”

　　阎明光听后泪流满面：“这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父亲的场景！”

　　在父亲被抓后的一天夜里，阎明光曾做过一个梦：“梦见父亲穿着灰大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长椅子上，我跪在椅子前痛哭流涕：‘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就这样哭醒了。”

　　1978年1月5日，阎宝航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胡耀邦致悼词，给予阎宝航一生高度评价。

　　一个细节至今仍让儿女们心痛不已。在当时殡葬单位出具的说明中，阎明光看到其中一栏赫然写着“不留骨灰”。那是江青的批示：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

　　“这样就将妈妈的骨灰放在爸爸的骨灰盒里，一起安葬。”阎明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