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抗战饭店”有三，“阎家老店”居首

　　1938年，武汉沦陷，国民党指挥中枢迁往重庆，阎宝航举家下榻重庆村17号。这座三层小楼有两个便门，一个有小路可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另一个通向荒僻山岗。显然，阎宝航对住址挑选颇费思量。

　　当时的重庆，东北流亡者众，不少人食宿无着，重庆村17号俨然成为临时收容所。

　　在阎明光的记忆中，“家里经常住得满满的，一楼、三楼都住满了人，吃饭都是两三桌……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阎明光姐弟半夜常被母亲喊起来，把床让给客人。

　　当时重庆“抗战饭店”有三，沈钧儒家的“沈家饭店”，王炳南家的“王家饭店”，阎宝航家的“阎家老店”则居首。

　　主持“阎家老店”的阎宝航夫人高素全心支持丈夫，无怨无悔。阎宝航仗义疏财，来此下榻的客人不需负担任何费用，家里开销陡增。钱不够用时，孩子们常陪着高素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周恩来曾多次称赞高素“是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

　　阎明光回忆，为了救父亲手下员工的女儿，母亲摘下唯一的金戒指，换了3针珍贵的盘尼西林，7个月大的孩子得以重生。

　　类似故事数不胜数。

　　经此家风熏陶，孩子们自幼便知慈悲。阎明光回忆，上小学的弟弟常饿着肚子跑来找自己吃午饭，一问，原来他把铜板给了家贫的同学。

　　“阎家老店”在那个年代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止救济，作为东北抗日救亡活动大本营，不少抗日爱国人士常光顾这里，包括沈钧儒、陶行知、范长江、李公朴等。

　　此时，阎宝航仍活跃在国民党高层，除任国民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外，他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等职。

　　以其特殊身份作掩护，“阎家老店”成为中共南方局的重要活动据点，同时成为革命者的庇护所。

　　在阎明复童年的记忆中，家里二楼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颇为神秘。每次周总理来，总会到密室里和父亲打牌，第二天早上，都是由母亲打扫房间。“当时我很奇怪，家里有人做饭，有阿姨打扫卫生，我说妈妈你何必去倒这个痰盂呢？妈妈说，举手之劳么。”

　　阎明复后来恍然大悟，母亲担心他们密谈会留下碎纸片等痕迹，要亲自打扫干净才放心。

　　这段时期，阎宝航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从事党的情报工作5年，却从未暴露。

　　1941年，大女儿阎明诗从延安归来，对外声称患肺结核回来治疗，实则担任国际情报工作的译电员。多年后，阎明诗丈夫曹酉向阎明复回忆：阎宝航交给阎明诗的情报，都由阎明诗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交到秘密电台。

　　国民党特务的频频骚扰让全家烦扰不堪。1938年起，阎宝航陆续将4个孩子送到延安，这在国民党高层官员中非常罕见。包括何应钦在内的一些国民党右翼人物指称阎宝航是共产党。

　　此外，重庆卫戍司令刘峙、军统的戴笠、康泽以及中统的徐恩曾都曾找阎宝航“谈心”，却找不到确凿证据，而阎宝航与国民党上层的渊源令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阎宝航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到我家里来，是从后门进来的。这时特务来了，我老伴出去应付，说我不在家。我的态度是对特务敷衍应付，对他们说，只希望生活能对付着过下去，将来能打回老家，抗战到底，表示自己无心政治。因为大特务常来，小特务倒不敢找麻烦。”

　　阎明光记得，哥哥姐姐从延安的来信常会画上延安宝塔。当时学校里音乐老师的丈夫是特务，他佯装带明光出去划船，在纸上画了宝塔，年幼的明光不知就里，在塔下画了哥哥姐姐。阎宝航得知此事后，立即将明光转学。

　　多年后，阎明光在重庆档案馆里发现一份国民党时期的文件赫然写着“阎宝航”，其活动被特务详细记录。

　　“张学良曾跟我和弟弟说：‘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蒋夫人保的，有人检举你爸爸，蒋夫人说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阎明光回忆。

　　有人用“热闹非凡又惊心动魄”形容“阎家老店”，对更多亲历者，这里的底色是“温暖”。

　　曾举家投奔“阎家老店”的公安部办公厅原主任姚艮撰文回忆：“我住过各式各样的家，父母的老家，自己的家，亲朋的家……我问自己：你一生认为在哪里在哪个家最幸福、最温馨了。我回答自己：重庆村17号‘阎家老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