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女标芳

　　2008年10月20日，“八女投江”七十周年纪念日，乌斯浑河畔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大会。

　　这个纪念日具体日期的确定，来自于春芳发起的第三次“八女投江”史实考证。

　　于春芳并非文博专业，“开始时连怎么在博物馆查资料都不会”，纯粹个人行为的史实调研毫无头绪，进展缓慢。一次，到牡丹江烈士纪念馆查找资料时，正赶上纪念馆在准备“八女投江”布展。纪念馆听说于春芳在自发考证“八女投江”，当即派出专家与他合作。新的考证成果开始逐渐浮现。

　　为了确认“八女投江”的具体日期，于春芳和纪念馆的研究员们一起汇总了现有的考证资料，遍访抗联老战士、抗联后代与抗联史知情人，查询有关历史史实。他们还找到了周保中日记的手稿，以求最原始的记载。有时只为验证周保中日记中的“三日前”，他们就要按照日记中提到的地点，徒步走上一次乃至几次，以推断某次战斗发生的时间。

　　最终，在“八女投江”具体日期的六种说法中，于春芳等人综合考证出，1938年10月20日最为确切。这个结论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八女投江”的纪念活动此后都选择在10月20日举行。

　　在2008年的“八女投江”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于春芳请来了一位特殊的纪念者，“八女”之一郭桂琴的未婚夫——冯文礼。那年冯文礼已经87岁，站在乌斯浑河岸边，凝望远去的河水，满眼含泪，低声嗫嚅：“70年了，70年了……”

　　70年前，冯文礼与抗联部队失散，也与未婚妻郭桂琴断了联系。他不知道郭桂琴牺牲，更不知道她就是“八女”之一。他曾苦寻郭桂琴多年，没有任何消息。

　　直到2003年，在一次抗联老战士的联谊活动上，冯文礼见到了周保中当年的警卫员，这才获悉郭桂琴在“八女投江”之列。

　　当年的抗联老战友在世的不多，知道冯文礼和郭桂琴关系的人就更少了。徐云卿是当年撮合这两个年轻人的“媒人”，早已去世。直到2007年，于春芳见到徐云卿的女儿，才听说冯文礼还在世。

　　几经辗转，于春芳终于找到了冯文礼，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冯文礼在抗联时是第五军教导团分队长和文化教员，亲身经历了第五军的众多历史事件，而且他文化水平较高，记忆力非常好，能够准确详细地描述历史。更关键的是，由于和郭桂琴的关系，他和妇女团的很多人非常熟识，是在世的抗联老战士中唯一见过所有“八女”的人。

　　冯文礼首先解开了于春芳苦求无果的一个谜团：郭桂琴牺牲时的岁数。

　　“八女”之中，冷云、王惠民、杨贵珍和安顺福的生卒年很清楚，而郭桂琴、胡秀芝、黄桂清和李凤善的生平资料很少，没有准确的生年记录。

　　按照冯文礼的叙述：“我是1921年出生，郭桂琴比我小一岁。”也就是说，郭桂琴出生于1922年，牺牲时年仅16岁。再结合其他人的回忆、记载中的点滴联系，胡秀芝、黄桂清和李凤善同龄，比郭桂琴大4岁。她们都生于1918年，牺牲时刚刚20岁。

　　这是一个更加令人唏嘘的答案。

　　“八女投江”牺牲时，最大的冷云和安顺福23岁，最小的王惠民13岁，八个人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青春正好，生如夏花，却在战火中凋零，湮没于乌斯浑河滔滔水波。

　　她们的生命在“八女投江”的悲壮中灿烂定格，她们年轻美丽的面容却在历史中消磨。“八女”之中，除了冷云留下了几张照片，另外七人的肖像都只能用绘画描摹。

　　于春芳在调研中收集到两套“八女”肖像，差别极大。哪一套更接近她们的真容？冯文礼看后，却说：“哪个都不像，就郭桂琴的眼睛有一点像。”

　　于春芳决定给冷云之外的“七女”重画肖像。见过“八女”的冯文礼记得她们的容貌，却无法用语言描绘出七个人相貌上的差别。

　　受到刘胡兰家乡为其塑像方法的启发，于春芳和抗联史研究学者赵海龙等人找了几百张黑白老照片，由冯文礼在放大镜下辨认最接近“七女”的脸型、五官。最后的肖像，则请来了牡丹江市公安局的画像专家。

　　冯文礼的记忆是否准确？肖像是否接近真人？于春芳把没有标明身份的肖像拿给杨贵珍的弟弟杨玉林辨认，他一下子从中找出了杨贵珍。七十多年后重新看到姐姐的容貌，让他不禁泪流满面：“我姐姐牺牲时才18岁啊。”

　　这套“七女”画像加上冷云的照片，描绘出了“八女投江”最接近真人的形象，各地纪念馆中“八女投江”的相关展陈，基本上也采用了这些画像。

　　如周保中所言，“八女投江”从不曾被后人遗忘，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早有烈女标芳。八女投江烈士纪念碑就矗立在乌斯浑河畔东岸的小关门嘴子山坡上。这片蓊郁的山林曾目睹了八位年轻的女战士怎样慨然赴死，而且将在以后的岁月中永远地陪伴她们。

　　乌斯浑河依然汹涌，滚滚逝去，亦如七十多年前的那个朝阳初升的早晨，八位年轻的抗联女战士手挽手迈进水波……

　　13岁、16岁、18岁、20岁、23岁，是“八女”牺牲时的年龄，她们的生命永远停留在这个夏花般灿烂的年龄，标芳青史。（记者 闵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