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的“真人真事”

　　直到本世纪初，在“八女投江”壮烈牺牲六十多年后，这八位女英雄的事迹史实仍有很多模糊之处。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地处张广才岭（老爷岭）和完达山山脉交界处，以“森林之口”得名。这里曾经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主战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在林口县域与敌人“进行了大小千余次战斗”。“八女投江”的事迹就发生在这里，“八女”中有六个是林口人。

　　可就是在最熟知“八女投江”的林口，原县政协主席于春芳却感觉到，“八女投江”的故事讲述出来足以感人肺腑，但作为史实，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考证完善。

　　2002年于春芳退休，平时爱好诗歌的他有了充足的时间用于创作。那时即将迎来抗战胜利60周年，于春芳就准备以林口最著名、自己也最熟悉的“八女投江”为题材，写一本诗集——《八女颂》。

　　然而，在着手搜集整理八女事迹的时候，于春芳越是走近这八位女英雄越发现，本以为熟悉的她们，竟然有那么多的未知待解。

　　“八女投江”的事迹，最常用的简略表述是：1938 年，抗联八位女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被敌人包围，毅然投江殉国。也正因为简略，很多不能确定的细节不容易被人注意到。

　　于春芳说，“八女投江”的基本史实，比如牺牲的经过、八位女英雄的生平事迹等已经很清楚，但是他发现，有很多史实细节，像“八女投江”具体殉难时间以及“八女”生辰这样的关键要素，有的没有确切考证，有的说法不一。

　　“‘八女投江’牺牲的时间就有六个说法，这个时间都没有确定，简直不可思议。就算不写诗集，作为林口人我也要把这个搞清楚。”

　　于是，于春芳从创作“八女投江”诗歌转向了史实研究，最初的切入点，就是“八女投江”的具体时间。

　　于春芳的研究，自然是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他首先梳理了此前对“八女投江”的记载和数次考证。

　　最早的“八女投江”文字记载，就是周保中日记。

　　周保中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留学苏联。“九·一八”事变后，周保中受党组织委派，赴东北组织武装抗日斗争，是东北抗联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曾称赞他：“保中同志在东北十四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

　　周保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便是在抗联最危急的战斗时期也不曾间断。这些留存下来的日记，成了了解抗联历史重要的一份资料。

　　周保中日记中对“八女投江”的记载，写于1938年11月4日，是“八女”牺牲后的大约半个月。他的记载也是最为可靠的文字记录。不过，周保中并没有亲眼看到“八女投江”的经过。在林口县，11月江河已经封冻，由此可以判断，“八女投江”牺牲时间六说之一的“11月中旬”并不确切。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等人撰写了《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奋斗简史》，其中也回忆了“八女投江”，过程相对详细，但时间仅粗略记录为“一九三八年秋天”。

　　这两位东北抗联领导人的记录，留下了“八女投江”事迹最初的面貌。

　　八位女战士在绝境中宁死不降、以死殉国的事迹，早已被东北抗联的战友们传颂，而让“八女投江”真正广为人知的，是女作家颜一烟。

　　1945年，颜一烟由延安鲁艺调到东北文艺工作团做编剧工作，后任东北电影制片厂编剧。1948年秋，颜一烟开始创作反映东北抗联的电影剧本，核心故事就是她听人讲述的“八女投江”。

　　颜一烟首先找到了冯仲云，一说准备写“八女投江”时，冯仲云立刻说：“太值得一写了！”冯仲云不是“八女投江”的直接见证人，他给颜一烟写了介绍信，帮她联系更多的抗联干部战士接受采访。

　　颜一烟写完剧本初稿时，心里却有些顾虑。由于创作的需要，剧本中的“八女投江”是真实的，但“八女”除了冷云，她所知甚少，只能移花接木地把很多抗联女战士的故事搬到她们身上。

　　剧本定名《中华女儿》，交给冯仲云审阅，冯仲云非常肯定地说：“你这样写，虽然对八位女英雄来说不是真人真事，可是对整个抗联来说，就是真人真事，因为你表现了当时抗联的真实。”

　　《中华女儿》上映后大获成功，影片首次塑造了“八女”的银幕形象，实际上是借她们展现中华儿女在面对强敌侵略时的不屈和英勇，感人至深。“八女投江”的故事也随着这部电影传遍中国乃至世界。这部电影获得了1950年卡罗维·发利第五届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

　　于春芳说，颜一烟是第一个对“八女投江”进行调研的，不过，她是为了创作搜集素材，把“八女投江”的故事立体丰满起来。真正意义上的史实考证是1962年开始的，来自专业的历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