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颖（右一）与康复的小朋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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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康杰与苏醒后的31号病人在病床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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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7日，40多支援鄂医疗队3000多名医护人员返程。

　　“谢谢你们，为我们拼过命！”武汉普通市民的这句话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他们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功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民族才会有希望；一个国家多一些为人民利益而忠诚守望的人，国家才会有希望。”

　　3月16日上午，张博文在工作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名言，她想用这句话对战“疫”以来身边同事的无私奉献表达敬意。作为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援鄂护士，此时她来到武汉已经51天了。战“疫”的日子里，除了最忙的几天之外，张博文都保持了写工作日记的习惯。

　　50多天中，张博文从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转战武汉东西湖客厅方舱医院，再到光谷方舱医院，直到3月6日光谷方舱正式休舱，张博文和她的同事们一直战斗在抗疫第一线。

　　据统计，疫情发生以来，援汉抗疫的医护人员超过4.2万人，其中像张博文一样的护士超过2.86万人，占医疗队总人数68%，在对患者的救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说星星很亮的人，是因为你没有见过护士的眼睛。”一位被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曾含着泪说，“护士们的眼神，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近日，本报记者跟踪采访了前往武汉支援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山东援鄂医疗队、福建援鄂医疗队的8位护士，记录下他们在战“疫”中的感人故事。正如张博文在日记中所写：“我的同事里许多人有着柔弱的肩膀，但却是最勇敢的战士。”非凡之路，始于平凡。每一位无惧风险战斗在一线的护士，都值得我们感谢、尊重和铭记。

　　高文博：

　　“支援武汉，我第一个上”

　　“当我知道武汉疫情开始严重的时候，我就跟科室领导请战，支援武汉，我第一个上。”回忆起当初报名战“疫”的时候，高文博对本报记者说，“1月26日我们医院第一批援汉医疗队出发，名单里却没有我。当时我一下急了，赶紧去问领导。怎么不派我去呢？我是男孩，体力好，急危重症专业出身，我最合适不过了！”

　　高文博是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一名男护士，在武汉援助的他先后在东西湖客厅方舱医院和光谷方舱医院参加救治工作。1990年出生的他性格阳光开朗。谈起单位没有派自己参加第一梯队的原因，高文博说：“我有哮喘，领导有点不放心。但最后他们还是拗不过我的坚持，所以我这不是来了么。”

　　在援汉最初的几天里，哮喘成了高文博必须克服的难题。

　　“最早穿上防护服的那几天确实很憋，头一直懵懵的。”高文博说，“密闭式的防护服非常重，我的体力流失很快。防护服里空气流动缓慢影响呼吸，真的很难受。”

　　为了尽快适应，高文博开始自己想办法：“每天我都会在鼻子上抹薄荷膏，这样能帮我尽量保持清醒。”

　　工作时，护士和患者们的互帮互助，让高文博感受到了最朴实真挚的人性。

　　“我们方舱有个阿姨，由于年轻时用凉水洗衣服，手裂开了口子。入驻方舱时匆忙，没有带护手霜。我看她的裂口一直很疼，就把自己的护手霜给了她。”高文博说，“阿姨知道我跟她的孙子年龄相仿，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似的。她每天都会到舱里护士站看我，叮嘱我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还帮我整理护目镜和帽子。”

　　医患的亲密关系让高文博非常感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特别地自豪，整个中国都在战斗。有时候坚持不住了，我就会跟自己说，坚持到最后就能看到希望！”

　　孙康杰：

　　“31号病人，能动了！”

　　“我护理的病人本身也是一名医生，他是在工作中不幸感染。”孙康杰对本报记者说，“在房间里看着自己的战友浑身插满管子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心里很不是滋味。”

　　孙康杰是中日友好医院西医妇科的一名护士。“我妈妈是护士，2003年非典时就战斗在一线。现在又和我一样战斗在抗疫一线。”孙康杰告诉本报记者，“我的家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勇气。”

　　3月初，孙康杰和常年在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工作的张亚兰护士一起，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参与危重症病人的护理工作。31床的病人——一位外科医生，是她此次护理的重点对象，大家都称呼他为31号病人。

　　孙康杰说，“3月3日，31号病人转到我们病区。刚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上插着各种机器，比如ECMO（人工肺），此外他身上还有CRRT（血滤机）、心电监护仪、还有一些输液管……我们几乎把所有重症病人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

　　ECMO+CRRT是危重症治疗领域的“重型武器”。这一武器可以部分替代患者已被病毒蚕食的双肺，并为其清除体内毒素，为进一步治疗争取时间。然而“重型武器”的使用，对医护的要求都极高。由于仪器对患者的呼吸、循环、凝血、电解质等诸多方面都会产生影响，运行过程需要十分严格的监测。孙康杰和张亚兰为31号病人每4个小时进行一次抽血、查血气，同时还要对他的各个穿刺管路进行维护并为他翻身、吸痰等护理。

　　“我顾不上害怕自己在护理过程中被感染，”孙康杰说，“就是希望他能快点好起来。”

　　3月8日，31号病人醒来，孙康杰喜出望外：“他的眼神中透着光，那是生命的能量。”

　　孙康杰轻轻握住他的手:“前两天，我就想和你说说话了，现在你的状态很好，要继续坚持！很快你就可以回家了，为了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住！”这位病人眼角泛泪点了点头。

　　“帮他整理生活用品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家人送来的照片和画。其中有他和妻子的结婚照，上面写着‘老公，我爱你，等你回家’，还有女儿画的全家福，上面用稚嫩的字体写着：‘爸爸我们爱你！等你平安归来！爸爸加油！’”说到这里，孙康杰有点哽咽，“其实我也想念在北京的孩子，没有人不想回家，但我是护士，这场战役，不能少了我们。”

　　在孙康杰和同事们的治疗、护理下， 31号病人身体渐渐能小范围活动了，也能简单说话沟通了。3月9日，孙康杰写下一首小诗：

　　“我祝福你，31床，

　　也祝福每一个病人，

　　乌云散尽，

　　就会感受阳光。

　　感受生命的力量，

　　我们与你们同在！”

　　吕蕊：

　　“请把你的后背交给我！”

　　“小心领口，请拉下帽子往里卷……”2月15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出口班”的护士们正耐心地给要下班的医护人员脱防护服。

　　在这里，护士们的日常排班分为“出口班”“入口班”和“责任班”等。“责任班”的主班主要是处理医嘱和协调舱内工作。“入口班”是帮同事们穿防护服并检查纰漏。“出口班”就是负责帮助下班后的医护人员脱防护服。

　　“这个工作很重要，容不得一点马虎，要保证同事们的绝对安全。”在“出口班”工作的护士长吕蕊对本报记者说，“听上去很简单，但一个班上下来50多个人，包括保洁、保安、警察、医生和护士。平均每个人脱防护服需要5到10分钟。脱防护服的过程是最容易感染的，因此需要聚精会神地观察，五六个小时下来，你就会累得筋疲力尽。”

　　吕蕊是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医院ICU病房的护士长，2月6日，她参加山东省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参加战“疫”。在客厅方舱，她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有一位护士的故事让她非常感动。

　　“我最佩服的是中日友好医院的张洋护士长，她曾对自己的护士们说过一句话，‘我是怎么把你们带到武汉的，就会怎么把你们带回北京。’”吕蕊说，每一次张洋都是最后一个进场，最后一个退场。因为她要把每个队员的防护服都检查一遍，有些时候即使不是她的班，她也会来到医院入口，看着队员们一个个整齐穿戴好，从医务人员通道走进去。

　　“她很瘦小，但在我眼中，她的身影无比高大，”吕蕊说，“有一个影片里的一句台词令我印象深刻——‘请把你的后背交给我！’这也是我想对队友们说的话。使命所在，责无旁贷，我要为大家做最靠谱的守门人！”

　　林璐：

　　“能来武汉战‘疫’真的很骄傲”

　　被问起为什么要报名前往武汉战“疫”时，1993年出生的林璐告诉本报记者，“我是一名护士，更是一名党员。”

　　林璐是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的护士。在2月15日晚的寒风中，她跟随第九批福建省援鄂医疗队抵达武汉，开始了自己的战“疫”征程。

　　“我的主要工作是对患者进行基础护理、生命监测和病情观察。”林璐说，“此外，还有心理护理。心理护理其实很重要，病人们刚进方舱时或多或少会因为环境陌生而紧张。这就需要我们为他们做心理辅导，替他们树立信心。信心是战胜新冠肺炎的强大武器。只有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治愈，那么治疗工作才能更顺利。”

　　在林璐负责的患者中，有一位“90后”，他在住院的时候主动要求当志愿者，帮医生们搬运一些中药及各种生活物资。

　　林璐说，“后来他出院了，还给我们写了感谢信，他甚至还记得我的名字。读到感谢信我真的好开心。很多病人都像他一样，很暖心。”

　　几天前，林璐2岁的小儿子给她录了一个视频，胖乎乎的小男孩在视频里对着妈妈比划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奶声奶气地说：“妈妈加油，叔叔阿姨们加油，武汉加油！”林璐的眼睛湿润了，她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自己的同事们，大家都很感动。

　　“我觉得能来武汉战‘疫’真的很骄傲。来之前也有焦虑和紧张。但是来自家人和四面八方的支持，让我感到安全、充满力量。”

　　晋瑞婷：

　　“你们是我们的护士妈妈”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医学界一句名言，来到武汉后，我终于对它有深刻体会了。”说这话时，晋瑞婷正在房间里整理随行物品。随着武汉各个方舱医院的关闭，作为中日友好医院援鄂医疗队一员的她，也正式转入修整待命状态。

　　她对本报记者说，疫情情况正在好转，等到疫情结束，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和战友们好好再聚一次。到时候大家都不戴口罩，可以互相好好认识一下。

　　“虽然我们都在同一个方舱医院里工作，但是彼此还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晋瑞婷对本报记者说，“援汉的1个月，我们每天在一起工作。每一个人的声音、眼神彼此都熟悉，就是看不到彼此的全部面容。有一次一个同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张不戴口罩的照片。我翻到了，觉得很陌生。我用手把照片中人的鼻子和嘴巴捂上，只看眼睛，一下就认出来是谁了。”

　　在方舱工作的日子里，最让晋瑞婷感动的是一件小事。“我们的舱里有一位11岁的小朋友，我们会经常给他带一些零食。”晋瑞婷说，“有一次我给大家带巧克力，先给小朋友发，然后发给叔叔阿姨们。分到一个50多岁的阿姨的时候，她握住了我的手说：‘她是小朋友，我们是大朋友，你们是我们的护士妈妈！’听到这句话我一下就哭了。我觉得这次来武汉，真的值了！”

　　回想自己1个多月的战“疫”经历，晋瑞婷觉得，方舱医院里面发生的一切告诉自己一个道理：在全民战“疫”中，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晋瑞婷说：“我们医院1000多位护士，几乎都报名了支援武汉。虽然最后不是所有人都能来，但是我们的心始终在一起。”

　　刘颖：

　　“像当年前辈呵护我们一样呵护小朋友”

　　“新冠肺炎导致血氧下降，血氧低于93%就很危险了。”刘颖对本报记者说，“在方舱做护理工作，测量患者血氧是重中之重。”

　　“90后”的护士刘颖是北京援汉的护士之一，2月4日，她跟随第四批国家紧急医学支援队来到武汉，先后在客厅方舱和光谷方舱开展护理工作。

　　“我当初报名是瞒着家里报的。”刘颖说，“我出发前临上车的时候才跟我妈说了支援武汉的事。”出发前，刘颖特别嘱咐家里的弟弟妹妹照顾好父母。

　　2月7日，刘颖过了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生日，这是她的30岁生日，在武汉的方舱医院度过。

　　“过生日那天我们准备进舱了，在做进舱前的最后训练时，我妈妈给我拨了一个视频电话。”刘颖说，“我妈说，大闺女今天过生日了，我知道你们刚去条件艰苦，只能泡面当长寿面，等你回家了，妈妈再给你好好过个生日。说完她就哭了。我的同事们就在视频里劝她说，阿姨放心吧，我们都在刘颖身边，大家都挺好的。”

　　在刘颖负责的舱里，有一位10岁的小朋友，和妈妈一起住进方舱。看着他天真无邪的样子，刘颖就会想起17年前上小学时经历“非典”却并不紧张的自己，因为当年前线医护人员的拼死奋战，自己的生活离病毒很远、很安全。

　　“那时就觉得好像放了一个长长的假。”刘颖说，“很高兴现在自己可以像当年的前辈呵护我们一样呵护现在的小孩子。”

　　刘毅敏：

　　“我见到的是医患关系和谐的场景”

　　“我工作10多年了，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患者的不理解。”刘毅敏对本报记者说，“可是在方舱医院没有任何的不理解，患者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我见到的是医患关系和谐的场景。”

　　作为北京援汉护士，刘毅敏已经在战“疫”前线工作1个多月了。她给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

　　在方舱医院工作期间，护士们需要定时给患者完成采血工作。但是身穿笨重的防护服、带着双层手套和护目镜，护士们进行采血扎针的精细操作时非常困难。

　　“因为装备的原因有时看不清，动作也不稳，扎错针的可能性很大，当时我很担心患者会生气，结果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刘毅敏说，有一位年龄很大的阿姨在采血的时候对她说：“姑娘，你放心扎吧。我知道你不容易，你一针扎不准就扎第二针。”

　　“这个时候我心里觉得很温暖。”刘毅敏告诉记者，那位老阿姨对她说，希望自己可以尽快好起来，这样护士们就能早点结束工作，尽快和家人团聚。

　　“听到这么暖心的话，心里真的很感动。”刘毅敏说。

　　在长达6小时的时间里，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戴着沉重的护目镜，两层口罩在防住口鼻的同时也阻碍了呼吸……这就是方舱医院护士们的日常工作状态。为了节省防护服，入舱前大家不喝水也不吃东西，这样可以不用在中途上厕所。为了以防万一，每个人的衣服里都垫着纸尿裤。四五个小时后，口罩的带子勒到耳根的肉里，勒得耳朵生疼、颧骨胀痛。衣服厚重、呼吸不畅、汗流浃背、体力流失，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护士们一直在认真工作，没有一个叫苦叫累，没有一个轻言放弃，没有一个做了逃兵。有一次，刘毅敏被护目镜的含氯消毒剂腐蚀了眼睛，剧痛让她的左眼长达一个小时无法睁开。这个时候她的心中却只有愧疚：“如果我一个人掉了队，那就会加大其他同事的工作量，那样会很对不起他们。”

　　努力和坚持换来了收获。很快，第一个治愈出院的病人出现在了刘毅敏负责的班上。“是一位45岁的男人，出院那一天，他手拿着出院单，走路步伐都是雀跃的，我真替他高兴。”刘毅敏说，“我想他出去以后看到春天已经来到，心里一定特别开心。”（本报记者  杨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