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离时干警“送瘟神”

　　“程瀚出事是正常的，不出事是不正常的。”这是干警们的普遍看法。

　　从2007年到2014年，程瀚任合肥市公安局局长达7年之久。作为“一霸手”，同级监督无从谈起，他还带头破坏监督体系。

　　据介绍，程瀚曾实施机构改革，撤销公安分局纪委，把监察室和政工室合并，纪委书记改任他职。

　　多年来，关于程瀚的举报不断，但他不仅不自省，还在全市公安大会上公开指责：“写举报信的人，都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鼠。”

　　一些干警说，程瀚变成“一霸手”也有个渐进的过程，“掌掴副局长”是个关键节点。此事发生后，据称上级部门也来调查了，但却不了了之，“连个通报批评都没有”，明显助长了程瀚的嚣张气焰。

　　办案人员介绍，程瀚人前是“霸王”，内心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是惶恐的。曾有干警看到他半夜坐在办公室里哭，一名情妇也发现他数次梦中惊醒，坐在床上哭。

　　2014年8月，程瀚被调离合肥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岗位，到安徽省司法厅任副厅长。离任时，他在合肥公安网上发表临别感言，自比泰戈尔，称“天空没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要求干警跟帖点赞。

　　干警们忍无可忍，很多人留言“一路走好”，还有人贴上《送瘟神》的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程瀚见势不妙，匆匆删帖，在系统内外被引为笑谈。

　　调任后，程瀚听到一些风声，感到穷途末路，也曾转移、退还了部分财物。但天网恢恢，2016年5月，他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清除遗毒遗风

　　接受调查期间，程瀚仍“霸气不改”，虽交代了有关问题，但交代不如实、不彻底，悔错态度不诚恳。有对抗组织行为，辱骂办案人员，甚至对着墙角的摄像头破口大骂。

　　“他能力是有，但品德不行。”合肥公安多名干警介绍，程瀚在任局长的前期，工作上堪称雷厉风行，屡有创新突破，在科技强警、“三基”建设等方面曾获全国先进，合肥也3次获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安杯”。但成绩取得之后，程瀚“粗暴脾气上来了、工作劲头下去了”，同时随着人身依附圈成型，他的心思更不在工作上，经常组酒局、耍威风，做一些博眼球的面子工程。比如，连续多年组织耗资超百万元的“公安春晚”，要求上下广泛参与，不少基层干警叫苦不迭。

　　有干警认为，程瀚最大的危害在于破坏了用人制度，随意在酒桌上封官许愿，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一些勤劳肯干的基层干警长时间得不到提拔，打击了积极性，倒是溜须拍马的人带病提拔，单位风气持续败坏。

　　程瀚落马后，合肥公安新任领导班子清除“霸道文化”和人身依附圈，以党建带队建、以党务促警务、以党风强警风。把一些带病提拔的干部调整，把一些真正能干事、想干事的干部提拔上来，带来了整体风气转变。

　　干部能力和作风也要现代化

　　不独程瀚，近年来多名落马官员也曾以为政霸道闻名，“像骂儿子一般骂下属”。

　　这些问题官员腐败的形式与程度不同，但在位时都因其“能干”的一面，忽视了其“霸道”的危害。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下称《准则》）明确规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能搞家长制，要求别人唯命是从，特别是不能要求下级办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下级应该抵制上级领导干部的这种要求并向更上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报告，不应该对上级领导干部无原则服从。规范和纯洁党内同志交往，领导干部对党员不能颐指气使，党员对领导干部不能阿谀奉承。

　　“真正刚直不阿的领导干部是不怒自威的，程瀚这种‘一霸手’只会带坏队伍。”在多位受访干警看来，警察是纪律部队，服从命令是天职。但是，不能混淆工作魄力与霸道的区别。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魄力与霸道的界线在哪里？受访专家认为，魄力是将胆识、自信建立在科学与民主决策基础上，而霸道则是建立在个人意志基础上的蛮横与自负。

　　安徽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吴树新分析，问题官员的霸道言行既有个人修养问题，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当前，仍要警惕封建人治思想的遗毒。

　　《准则》强调，任何人都不准把党的干部当作私有财产，党内不准搞人身依附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有些问题官员的霸道是“惯”出来的，上级唯政绩、唯结果听之任之，下级攀附谋利、唯命是从。“人身依附圈”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形成了结党营私、相互包庇的“腐败共同体”。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赵丰认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权力运行监督的现代化，也需要干部能力和作风的现代化。作风问题，本质上就是党性问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尤其要在严肃的党内生活中锤炼党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不断增强对不良习气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记者徐海涛 陈诺）

　　刊于《瞭望》2018年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