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文学领域同样迎来了繁荣和开放，涌现了莫言、余华、苏童、马原等一大批作家和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重返文学的“黄金时代”，重读那些激情与浪漫，我们以文学为镜观照社会变迁。本期我们将重读莫言，1985年，莫言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受到文坛瞩目，他用自己瑰丽奇谲的想象为新时期文学添加了精彩的一笔,也扩展了新时期小说的创作空间。本期前《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将带领读者们重温莫言的《红高梁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经典作品。

　　人物简介：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因《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引起文坛极大轰动。2011年凭借小说《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因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至少已经被翻译成40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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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是笔名，真名管谟业。谟是谋略，也是谋国事的一种文体。莫言21岁离开高密，到烟台黄县当兵；24岁调到保定，任政治文化教员；保定成了他创作的摇篮，他最早的小说都发表在保定市的《莲池》上。1983 年在《莲池》上发表的第四篇小说《民间音乐》，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篇小说帮助莫言离开了保定。它先得到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老先生的赞赏，时解放军艺术学院组建文学系，正招收第一届学员，莫言就带着这篇小说与孙犁的评论，到北京报名。

　　《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在1985年第二期《中国作家》上，发表后专门开了座谈会，真有一下子耀亮整个文坛的感觉。我后来才知道，创作冲动其实源于莫言儿时随石匠打石头、铁匠打铁、偷萝卜、小小年纪就被侮辱的悲凉烙印。它当时在文坛形成的轰动效应，是因太强烈的表意能力：那个长长脖子上挑着一个大脑袋，从头到尾都不说一句话，全身都像煤块一样泛出黑亮光泽的黑娃；以及被铁匠房的炉火映成青蓝色的铁砧上，被火光舔熟的那个晶莹透明，泛出金色光芒的萝卜，感觉太强烈了。那萝卜飞出去，就划出一道漂亮的金色的弧线。在那个前卫作家刚开始意识到意象对于艺术之作用的年代里，它真构成了一种炫目的，甚至令人震惊的效果——在1985年，还没人能将意象表达出这样一种凹凸感夸张的油画般的感觉。

　　随后创作的《球状闪电》《爆炸》，继续表达情感无奈与乡村的压力。小说开头，莫言写“父亲的手缓慢地抬起来，在肩膀上方停留了三秒钟，然后用力一挥，响亮地打在我的左腮上。父亲的手上满是棱角，沾满成熟小麦的焦香和麦秸的苦涩。六十年劳动赋予父亲的手以沉重的力量与崇高的尊严，它落到我脸上，发出重浊的声音，犹如气球爆炸”。慢动作般写这记耳光，我记得洋洋洒洒写了三页稿纸。这是家庭压力的象征。

　　莫言在1985年的姿态，是要逆那些一环环讲线性故事的方法。他说：“没有故事就是最好的故事。”他以大量触觉鲜明的感觉支持绵密的叙述，他写麦秸在阳光下爆响，到处都反射着光线，使“所有颜色失去颜色 ”；写“尖锐的麦芒上生着刺毛，阳光给它们动力，它们互相摩擦，沙拉拉响”；将蝉噪喻为“爆竹的裂片，碎片像雪片在空中浮游”。色泽、音响、味觉如霰扑面而来，真是想象力恣肆。莫言的强大，就在他这种非凡的叙述繁衍力，我称它为“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在1985年，他的才华就像冲决了闸门那样激扬迸射，飞珠溅玉，似乎只需一个意象繁衍，一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就如舒展地吐出一口长气而已。

　　那时约稿叫“订货”。一个优秀作家“井喷”后，就像一块储量丰富的油气田，我就会紧盯他的下一部。《红高粱》由此发表在1986年第三期《人民文学》上。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叙述“我父亲”、“我奶奶”与“余司令”，这样可以突出主观感受，更重要是以主观感受超越情节。情节从14岁的“我父亲”跟着余司令的队伍去伏击日本汽车队始，但结尾才用三节篇幅浓墨重彩写伏击。第一节先用整整一节写高粱地这个传奇发生地的意象，他形容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海洋”，然后写高粱地里的雾气，写天地间弥漫着高粱的红色粉末。洸是水光，洸洋是水无涯际，正是莫言对高粱地这样动人的描写感动了张艺谋，也使他以后的电影里，再离不开这种繁茂的鲜绿了。

　　结构上，莫言是先从罗汉大爷写起，写“我奶奶”与他暧昧的悬念，写罗汉大爷本可轻松逃脱劳役，却因他家的骡子而被打成血肉模糊，然后大义凛然地被凌迟。中段才写“我奶奶”被颠轿，余占鳌制伏了劫路者，却有意不写余占鳌如何成了“我爷爷”，反而插出来一个说“大英雄自风流”，昂首阔步走过余占鳌从背后射来枪弹的任副官。最后，才集中写那段“我奶奶”回娘家路上，与余占鳌荡气回肠的野合，写酣畅淋漓的悲壮结尾。这个叙述结构很显示莫言的大气：罗汉的凛然，“我奶奶”在被劫时大大方方跨过轿杆，站在矢车菊里烂漫的笑，甚至任副官头也不回同样凛然地走，都是为最后三节做铺垫。他要在“我奶奶”死前，才写她与余占鳌野合时，“炽目的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的感觉，这阳光与鲜血迸射染红高粱的结尾整合，他追求的是“大沟壑、大抱负、大气象”，情节只是气垫。

　　《红高粱》是莫言创作的第二个台阶，一发表就好评如潮。张艺谋打算将它改成电影是1987年秋的事，那时他在帮吴天明拍《老井》，演主角。牵线的是影协的罗雪莹，因为莫言自己不愿改剧本，就请影协研究室的陈剑雨与我合作。陈剑雨是我在《人民文学》的同事向前的丈夫，他们的女儿，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雕塑家向京。张艺谋的习惯是先侃剧本，在我当时白家庄二十多平方米的家里，张艺谋一次次从《老井》的外景地赶来，盘腿坐在我家沙发上，人精瘦，两眼放光，聊到兴奋处常常忘乎所以，眉飞色舞。他太喜欢小说中余占鳌分开密集的高粱，直泻下来的光束照耀着“我奶奶”，“四面八方都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这样的描述了。

　　当时聊得最激动的是有关高粱的诗意表达，张艺谋那时很推崇日本一个导演一部拍芦苇的片子，我们一起用我家的录像机看过那片子，那种暗暗的光，风吹芦苇柔软摆动的绿美极了。张艺谋说，最后打仗的戏必须简化，“因为没有好的烟火师，八一厂就那些人，就那么几个炸点，绝对拍不出壮观的场面”。所以，一定要有大片大片，漫山遍野的高粱。我记得，罗汉凌迟怎么表现，当初讨论很多。谈得最激动是，罗汉死后，要让日本骑兵拉着石碾，把漫山遍野的高粱全部碾成绿泥。然后，大雨倾盆，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些被碾倒的残缺的高粱红了，那首歌唱起：“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这是小说里任副官教唱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