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万物生长：影响中国的洋作物

　　导读

　　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都已经忘记了橡胶、红苕、土豆和棉花是外来的“洋作物”，然而，作者却从历史中抽出这四种外来洋作物，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地还原它们落户中国的情形，从而编织出一张灿烂如锦的地理历史图卷；也许，更重要之处在于，通过这四条历史线索所串起的历史事实，心平气和而又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从人类发展向度看，这个世界，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部落，没有任何一部分是真正与世隔绝，像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不需要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重温一次开放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意义，我们会更温馨而自信。

　　从腾冲到盈江，公路蹿高伏低，灵动如蛇，时而旋进深山，时而坠入平坝。车窗外，阳光明媚干燥，气温如内地三四月。花了近两个时辰，跑了上百公里路，我只是为了看一株树。一株在动辄几百年上千年的古树家族里，树龄只有110多岁的堪称年轻的树。然而，这株年轻的树，却是第一批这种落地中国的树中，历经百年风雨后的硕果仅存者。

　　这是一株橡胶树。中国橡胶母树。

　　峰回路转，当我终于来到盈江城外的凤凰山麓时，在一片起伏的橡胶林中，阳光透过树梢，地上布满零乱的光斑，我找到了那株被围起来的中国最年长的橡胶树。

　　那一刻，几句著名的诗蓦然涌上心头：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是的，从人类发展向度看，这个世界，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部落，没有任何一部分是真正与世隔绝，像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不需要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漫长历史上，尽管有过闭关锁国的蒙昧，但交流与沟通才是人间正道。在交流与沟通中，那些越境而来的洋作物，它们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繁衍生长，悄然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中国橡胶母树和它的子息

　　在盈江县新城乡，在与橡胶母树一峰之隔的山的另一端，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墓园。墓园前，是孙中山亲笔撰写的挽联：边寨伟男，辛亥举义冠遇春；中华精英，癸丑同恸悲屈子。

　　这位被孙中山比作常遇春和屈原的逝者，他的名字叫刀安仁。

　　像是为了让人联想起刀安仁与橡胶母树的关系，在他的墓后，有一条小道通往凤凰山，循了小道走过去，就能看到那株二三十米高的中国橡胶第一树。

　　自元朝至民国，今天的滇西德宏一带，由十个土司分别统治，刀安仁就是十大土司之一干崖土司的第二十四代继承人。这个从出生起就注定将是一个小王国土皇帝的人，他的人生迥异于他的列祖列宗：早年，他组织抗英8年。后来，他让弟弟代掌土司，自己出游多国。在日本，他与孙中山结识并加入同盟会。同盟会活动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即由他捐赠而来。辛亥革命前，刀安仁组织了腾越起义，被公推为滇西国民军都督。1913年，当他在北京去世时，年仅40岁，被民国政府追授上将军衔。

　　这位传奇人物，在当地人印象中，“是个喜欢新鲜事物的人”。冲州撞府的经历，见多识广的眼界，使他热衷于新事物，并常有将新事物引进盈江的冲动。比如，他第一个把足球带回盈江，这个边远县份已有超过一个世纪的足球发展历程。至于橡胶树，更是刀安仁引进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很少有人会想到，我们的生活居然与生长在热带的这种常绿植物息息相关。生活中，橡胶制品无处不在：从车轮到胶管，从雨衣到电缆，从电线到胶带，甚至包括激情似火的套套，合成橡胶出现之前，它们都由橡胶树提取而来。

　　大戟科的橡胶树原产美洲，它的故乡是高温高湿的亚马逊河流域。用刀割开树皮，就有白色的胶液从树干深处流出，印第安人把它称为流泪树。世界上，印第安人最早学会了利用橡胶，用它制成简单的器皿或皮球。

　　1876年，英国人亨利·威克姆把7万枚橡胶树种子从巴西运回英国，在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温室里，7万枚种子长出了200多棵树苗。彼时的英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其中位于亚洲的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地处热带，适合橡胶生长。于是，这些树苗被带到了东南亚，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几十年后，其产量竟超过了原产地巴西。

　　1904年，年轻的刀安仁前往日本，当他路过当时还属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时，他看到了满山遍野郁郁葱葱的橡胶树。对这种大名鼎鼎的热带作物，他当然早已有所耳闻。但它们能否在自己的家乡茁壮成长呢？刀安仁心里没底，但还是决定试种。他当即买了8000株树苗，托人运回老家，栽种在盈江凤凰山上。这是橡胶树漂洋过海，第一次扎根于中国土地。橡胶树的寿命约为60年，114年后的今天，8000株当年的橡胶树零落殆尽，只余下最后的这一株兀立残阳，直刺苍穹。

　　就在刀安仁把橡胶树引种到盈江的第二年，一个叫何麟书的人把橡胶树引进到海南。海南纬度更低，更加靠近太阳直射的赤道，因而也更适合橡胶树生长。

　　100多年后的今天，当初何麟书种下的橡胶树，仍有一部分继续存活。

　　橡胶分为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天然橡胶的原料就来自于橡胶树。天然橡胶不仅品质比合成橡胶更好，并且，合成橡胶出现之前，天然橡胶就是唯一。

　　历史上，橡胶曾经深刻影响过人类进程。二战中，各国对橡胶的需求空前增长，完全依赖进口的日本为了获取东南亚的橡胶及其他资源，放弃了北上进攻苏联计划，转而南下——这之前，日本不得不偷袭珍珠港，以便击败美国太平洋舰队，从而扫清绊脚石。倘若不是日本对包括橡胶在内的战略资源的渴求，二战可能将是另一种走向。

　　上世纪50年代，新兴的共和国遭到西方封锁，橡胶在禁运之列。为此，共和国决定发展天然橡胶。在刀安仁把橡胶引种盈江和何麟书引种海南之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橡胶只能种植在南北纬10度以内的赤道地带。但刀安仁和何麟书的尝试，不仅纠正了理论的谬误，也为上世纪50年代在云南、海南、广西、广东大面积发展橡胶提供了范本。

　　在刀安仁故居，有一幅他中年时的照片。浓眉细眼，留着那个年代很时尚的小胡子，乍一看，有点像孙中山。这个来自边远山区的末代土司，引种橡胶，只是他多姿多彩一生中的一个偶然之举。但恰好是这个偶然之举，让我看到了盈江和德宏遮天蔽日的橡胶林。中国的橡胶工业，也从这个偶然之举起步，如同涓涓细流，终成万里长河。

　　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川南农村度过的。天底下俱是一色的紫丘陵，如同千万只坚挺的乳房。这本是精耕细作农业区，但在30多年前，一年里，农民仍然有相当长的时间只能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

　　饥饿的结束是农历十月左右。那时候，漫山遍野的红苕成熟了。白天，农民集体挖红苕，晚上，大凡还走得动的人都带了各种家什——箩筐、背兜、竹篓——前来把自家分到的那一份运回去。哪怕夜色已深，家家户户仍然固执地点燃柴火，煮一锅新鲜的红苕，一家人饱餐一顿，打着嗝扶着墙上床睡觉。这时候，鸡已经叫头遍了。

　　红苕的收获，意味着至少有半年不再饿肚子。尽管红苕算不上可口，并且红苕吃多了，会有烧心反酸的难受。但是，那个年代，填饱肚子就是天底下最硬的道理。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的是，红苕这种乡间最普通的作物，竟然也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安抚我们这些悲伤之胃的。

　　红苕学名甘薯，又称白薯、金薯、地瓜、山芋、番薯。从最后一个名字可以看出，它来自境外。所谓番，《辞海》的解释是：九州之外，谓之番国。这个红苕原产的番国，据考证，就是今天南美洲的秘鲁、厄瓜多尔和中美洲的墨西哥。

　　15世纪大航海时代，哥伦布把红苕从美洲带回欧洲。此后，大约在16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水手们又把它引种到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1608年，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发大水，水稻几乎颗粒无收。翰林院检讨徐光启丁忧在乡，当他盘算种点什么作物应急时，他想起了江南还没人种过的一种洋作物，那就是红苕。这之前，他的门客、老家在福建莆田的徐某曾多次给他送过。徐光启试种后，发现它的产量非常高。这位优秀的农学家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在人口众多的地区推广红苕，势必能养活更多人丁。特别是灾荒之年，红苕将成为救命粮。徐光启总结种植经验，写下了如今已失传的中国第一本关于红苕的专著《甘薯疏》。

　　徐光启是富于远见卓识的。他在写《甘薯疏》时，红苕引种到中国沿海不过10多年。红苕来到中国，根据现存史料推测，应该有几条线路，由不同的人多次引至沿海不同地区。

　　红苕引种史上，陈振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于万历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93年，前往吕宋经商。吕宋，是菲律宾北部的一个10万平方公里的岛屿。在那里，陈振龙第一次看到了红苕，并从当地人那里得到了作为引种之用的红苕藤，还学会了栽种之法。这样，当他回到故乡长乐时，红苕被他种进自家地里。后来，福建因大旱导致饥荒，陈振龙的儿子向福建巡抚金学曾建议广种红苕救灾。

　　果然，就像徐光启试种那样，红苕既耐贫瘠，又易于管理(徐光启所谓“枝叶附地，随节生根，风雨不能侵损也，根在深土，食苗至尽，尚能复生，虫蝗无所奈何”)。更重要的是，红苕产量极高，“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的民众，时时面临倒下成为饿殍的危险，红苕的出现，无疑雪中送炭。从此，“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入清后，陈振龙的后人陈世元把红苕引种到山东和河南，陈世元的儿子陈云和陈燮再引种到河北和北京，以至于“大河以北皆食其利矣”。

　　与陈振龙引种入境的轻松相比，另两个引种者的经历却充满艰辛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

　　万历八年(1580)，广东东莞人陈益与人前往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到了安南，受到当地酋长盛情款待。每次宴会，总有红苕上桌。陈益觉得它“味甘美”，动了把它引种回国的念头。然而，当时安南不许红苕出境。陈益悄悄贿赂酋长的仆人，才获得了苕种。就在他带着苕种匆匆踏上归途时，酋长获知了他的阴谋，发兵追捕。幸好陈益的船遇上顺风，才及时逃脱。两年后，陈益在家乡种植红苕，其后“种播天南，佐粒食，人无阻饥”。

　　另一个惊险故事也发生在安南——两相印证，也说明安南禁止红苕流出的规定是真实的。

　　《电白县志》说，“相传番薯出交趾(今越南)，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违者罪死”。电白人林怀兰的职业是医生，他行医于中越边境时，医好了越南守关将领的病。当时，越南国王之女患病已久，守关将领把他作为名医推荐上去，林怀兰果然妙手回春。一天，国王赏赐林怀兰吃熟红苕，林怀兰表示想吃生的。在咬食几口后，他把剩下的半截红苕悄悄藏在怀里带回国。就是以这半块还带着林怀兰牙印的红苕为种，红苕很快就“种遍于粤”。

　　红苕进入中国，除了上述的海路记载外，还有陆路从印度和缅甸进入云南的说法。

　　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大一统的承平时代，人口数量也多徘徊在1亿以下，直到宋朝，人口终于突破1亿；明朝时则超过了两亿。但是，经过明末清初几十年的大动乱，清朝定鼎天下时，人口已只有6500万。从清初的6500万飙升到乾隆时的4.3亿，只用了100多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包括红苕在内的洋作物引种中国，引起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以四川为例，原本人烟稠密的天府之国，清初，竟只有区区80万人口。清政府不得不实施了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政策。随着移民进入四川的，就有插根藤子就会结出一串串甘甜块茎的红苕，以及同样来自美洲的在高寒山区也能茁壮成长的玉米，在它们的滋养下，四川人口急剧增长，很快超过前代。

　　在我老家，今天仍种植漫山遍野的红苕和玉米。不过，红苕用来喂猪喂鸡，玉米喂猪喂鸡外，还用来酿酒。总而言之，这两种被乡人称为粗粮的东西，过去，它是果腹的救命粮，今天，除了偶尔尝新，它早已退出了餐桌。沉默的餐桌，它是人类进步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