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制作:卢云
1983年,邹有华接父亲的班,当上教师;1984年,邹有智考进国企;1991年,邹有信被分配当上小学教师。老邹家三个儿子在上世纪80、90年代,用不同的方式找到工作。再后来,有人追赶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浪潮,也有人追求理想成了北漂、深漂……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批的打工妹从全国各地蜂拥进入深圳。
江惠群,生于1946年6月,老家广东宝安县石岩公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25名打工妹中的一个。张媚媚,生于1972年10月,老家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桥圩镇南兴村,中国千千万万70后打工妹中的一个。江惠群感叹着深圳这40年的变化,对自己先苦后甜的人生,感到无比满足。
30岁的汤龙波作为一名“钢三代”,汤龙波的爷爷汤业庆是1958年柳钢建厂后的第一批员工,在一炼钢车间从事角钢工作;父亲汤海平在1980年进入柳钢,在线材厂从事轧钢工作;2011年大学毕业后他也回到柳钢,在技术水平最先进的车间——冷轧板带厂工作,工友们笑称他属于“根红苗正”的柳钢子弟。
52岁的张伟,1997年离开国企开始下海经商,今年正好是第二十个年头。他先后开过5家公司,给7家公司做过职业经理人。20年来,时代剧变,他却在新的科技和经济形态面前再次成为新人。2015年7月,张伟开了现在经营的装修公司。
陆步轩,1966年出生于西安市长安区,1985年以长安区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9年,陆步轩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家乡一个接近破产的机械厂,后来他进入县计经委当秘书。1993年,陆步轩选择下海,历经钻矿洞、搞装潢、开商店等。2003年7月,一篇《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的报道,使原本近乎隐姓埋名的陆步轩一夜之间名闻天下,“北大屠夫”这个标签在陆步轩身上一挂13年。2016年9月19日,陆步轩再次出现在广州东山肉菜市场,这次的他正式辞去当了12年的公务员身份,重新下海经商。 [更多]
家住山东莱西市水集街道北庄村79岁的曲崇太老人,生于1939年1月,如今退休已近20年。“1971年12月份工资34.5元、1999年1月份工资909.8元、2015年12月份退休工资7504.86元……”财经类档案盒中盛放着曲崇太和老伴一生的家底。从这份工资收入明细,我们看到,1971年至1999年,30年间工资收入翻了26倍,2000年至2015年,15年间曲崇太的退休工资也翻了近8倍。
张伟源,青岛一名77岁的退休教师,1962年参加工作就进入教育系统,先后在两所中学任语文教师。2001年,张伟源退休后便整理归档了这本《工资收入凭证汇集》。张伟源将1991年至今27年的325张工资条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粘贴在一个类似影集的本子上,并备注了每年工资收入总和。张伟源1991年他每月工资是287元,到2017年已经涨到数千元,家庭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吃穿根本不用计较花多少钱,也能存下钱。 [更多]
1978年11月25日,鲁文华的父亲领回一张绿色的职工退休证。父亲的退休金涨到了100多元,直到1997年涨到了600多元,从领现金,到打到存折上,到后来有了带芯片的银行卡。1978年,鲁文华进入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电子管厂,成为灯丝焊接工。1986年4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鲁文华和她的一大家子都陆续办理社会保险卡。
2004年4月,45岁的鲁文华拿到了一本红色的企业职工退休证。从2004年的每月1100多元,经过14连涨,退休工人鲁文华现在每月养老金有4000多元。意外的是,在深圳,农民工张凤琼也拿到了一张和鲁文华一样的红色职工退休证。
张静今年55岁,1986年参加工作。现在她每个月领着2200多元的退休工资。1992年,张静所在的新单位被要求加入社保。2010年,50岁的孙师傅和老乡从老家陕西渭南到北京当环卫工人。签劳动合同、参加社保。目前,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9.25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5亿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1.5亿人。一个覆盖超10亿人群的社保网络越织越密,“兜”住了百姓稳稳的幸福。[更多]
每天清晨,家住北京西城区的王成都会去家附近的菜市场,开始新一天的食材采购。菜市场上丰富多样的食材,总能让他超出原本的“购买计划”。在30多年前,人们要购买粮食需要粮票。“每人每月大概只有15公斤的量,每天吃多少都要算好,不可能像现在一样随心购买。”57岁的王成说。想起那时的餐桌,王成印象最深的是大白菜,“一到冬天,家家户户都会储存大白菜,有的大白菜还会腌在罐子里,然后一吃就吃一个冬天”。
今年83岁的周保证,是安徽蒙城县人。1960年从部队转业来到大庆油田,刚到时,他和大家一起挤在四面漏风的宿舍里。1961年,新婚不久的周保证,分到一套一屋一厨的“干打垒”。之后4年,因工作关系,他先后搬了3次家,住的都是“干打垒”。从1975年到1978年,他又两次搬入低矮的红砖瓦房。
改革开放之后,周保证一家的日子越来越好。1982年,一家6口人搬入油田分配的楼房里,房子58平方米。1998年,他们又搬入76平方米的新楼房。家里有了第三代,2014年,老两口和儿子一家搬入了139平方米的欧式建筑风格的新楼房。
今年80岁的潘国庆铁道兵出身,1978年带着妻子儿女转业到了四川省攀枝花市一个齿轮带钢厂。此后的10年间,一家六口人挤在工厂分配的筒子楼里。潘国庆在两年前住进了公房拆迁后安置的商品楼新居。100多平方米的屋子各种设备齐全,腿脚不便的老人可以乘电梯上下,生活便利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潘国庆说,这样的房子大大超出了他当年的想象。“60后”徐莉欣在电话采访中回忆起儿时的“家”:在狭窄逼仄的里弄,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清晨倒粪工“收马桶”的吆喝声。居住条件普遍改善的转折点发生在1998年。徐莉欣一家在经历了单位宿舍、租房、“房改房”之后,也购买了自住的商品房。“搬了好多次家,房子越搬越好了,小区服务也越来越完善。”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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