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勇

　　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林勇关于“男性休产假”的建议引起网上热议，仅中国妇女报官微这条消息的阅读量就达到134万。网友纷纷留言支持男性同休产假，支持婚内男女共同养育孩子。早在去年，江苏省在地方立法中首推男性育儿假，旨在“倡导平等就业和夫妻共同承担家庭劳动”，被认为是借鉴国际经验、推动我国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大进展。一个被中国女界倡导多年、在北欧国家实行多年的“男性休产假”话题，早已不是新闻，引起当下热议的背后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女性生育困境的现实折射。

　　改革开放后，孩子生养一直被认为是生命周期中带有过渡性质的问题，加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母职的角色定位，使生育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女性与家庭的私事，特别是0～3岁的育儿阶段，社会能提供的公共资源非常少，让家庭和事业的矛盾，一直成为困扰当代女性的最大痛点。

　　过去几十年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家庭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城镇女性基本实现普遍就业，“双就业家庭”模式几乎取代了传统的“男性养家”模式，变为婚姻家庭模式主流。同时，随着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社会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女性就业优势大大提高，男性独自养家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女性就业成了维系社会发展、家庭生存的必要条件。

　　一方面，如果女性失去工作，很可能导致家庭收入下降，甚至会使小家陷入困境，同时，也会大大降低女性在社会的劳动参与率。在日渐老龄化的社会里，这不仅意味着社会有效劳动力的流失、就业率的降低，还将加大女性在职场和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地位，不仅与国家提高就业率目标不符，也与男女平等价值观相悖。应该说，女性工作既是国家需要，也是家庭需要，更是个人需要。另一方面，如果女性坚持工作，孩子的照看则可能出现真空，儿童权益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也会抑制生育率增长。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已达6000万；“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理想，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女性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困境。

　　但在现实生活中，坚持工作和孩子一样都不能丢的全职妈妈占绝大多数，孩子们的照料并没有因为公共资源的缺乏而大多处于失养失教状态，城市的孩子甚至还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这与中国婴幼儿照顾家庭化程度较高、隔代育儿较普遍是分不开的。在社会福利相对缺失的情况下，正是祖辈高强度、长时间、不计酬的服务投入，才使女性家庭与事业的矛盾在私人层面被缓解，没有进而演化为公共领域的冲突与危机。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原本家庭自身的代际支持开始出现新变化，学界研究发现，曾经带过一孩的祖辈普遍不愿意再带第二个孩子。当祖辈无法帮忙的情况下，爸爸参与育儿、如何在育儿过程中，得到社会的支持变得极为重要。近来，社会对 “男性休产假”的热议、对育儿过程中消失的爸爸“丧偶式教育”的抨击、对建立0～3岁托幼服务体系的强烈呼吁，学界对将男女共享育儿产假纳入公共政策、给予家庭照料者补贴等期待，都是对父亲在婚姻中，应更多参与孩子养育、扮演好“爸爸”这一角色意识的唤醒，也是对“全面两孩”政策下，全职妈妈很难做到家庭、工作兼顾的焦虑在公共领域的积极探讨。

　　基于家庭照料与社会就业具有同等社会价值的认识，“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带来的新问题，也为完善当前的社会政策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从社会政策角度考虑，国家应高度重视提升女性和儿童的社会福利，尽快出台有利于儿童照料的家庭政策，构建有效支持家庭养育的政策体系。同时，要大力发展0～3岁婴幼儿护理照料社会化服务体系，考虑为父亲设立育儿假，并重视立法，保障女性职业发展，促进儿童照料及家庭政策早日实现性别平等目标，用完善的社会政策有效缓解女性在家庭、社会、工作中面对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