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

　　公益诉讼的最大社会效益，就是尽可能减轻“公地悲剧”的损害。检方诉权的扩充，是一件好事。

　　5月16日，北京市检察院四分院起诉罗某、卢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民事公益诉讼案，在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公开审理。据报道，这是迄今为止我国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一直以来，消费民事领域的公益诉讼，一般由各地消费者协会或消费者委员会领衔起诉，而涉及环境污染领域的公益诉讼，则由检察机关发起公益诉讼。其法律依据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这一规定使消协（消委会）成为“公益诉讼合格主体”，但仅限于消费领域。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成为公益诉讼人，即“检察公益”维护者。虽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但至今能在法律文件中明确的适格主体，仅有消费民事领域的消协（消委会）和环境污染领域的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代位”提起消费民事领域的公益诉讼，这应该算是第一起。

　　从现阶段看，如果采用“惩罚施害人为导向”的价值取向，通过“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来提起公益诉讼，可以给加害人造成较大社会压力，以促其尽早改过赔偿。而如果采用“受害人获赔为导向”的价值取向，那么，由专业律所或个人来提起公益诉讼，更有利于受害者获得真实的赔偿。在两种价值取向的选择中，分别存在着效率与法律的风险。就现实而言，在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上采取渐进方式，应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行为方式。

　　从法律程序上看，公益诉讼不是一种独立的诉讼形式，只是一种与普通诉讼目的不同的诉讼，其诉讼目的是出于“公益”，而非出于“私益”，即基于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诉讼的程序操作上并不需要新的设计，当前的司法基础设施足可以应对。

　　当前妨碍公益诉讼深入开展的主要原因，一是存在观念误区，认为涉及公共领域的已经有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措施，司法途径的公益诉讼就不需要了；二是存在认识错误，认为相关案件已经提起刑事诉讼，并定罪量刑，不能在这一基础上再提起公益赔偿诉讼，所谓“一事不再罚”；三是相关配套法律的立法跟不上，如对公益赔偿金的管理与使用缺乏明确规范、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要素配置不到位等。

　　公益诉讼的最大社会效益，就是尽可能减轻“公地悲剧”的损害。当前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一些“公地悲剧”上演，一些侵犯公共利益的不法之徒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受损害的公共利益得不到及时和全面的修复。检察机关不论哪一方面看，都具备比其他社会团体或组织更充分的能力与机会，可以提起强有力的公益诉讼，以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检方诉权的扩充，是一件好事。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