琚理/素描

　　在以高福利闻名世界的北欧国家芬兰，当地政府用两年时间做了一场“不劳而获”试验，结局发人深省。据英国《卫报》8日报道，两年前，芬兰社会保险局随机挑选了2000名25－58岁的未就业人口，每月发放560欧元，目的是观察在保障一定收入的前提下，能否激励失业者主动找工作，但初步结果相当“打脸”。目前，芬兰政府已决定对拒绝工作的人进行福利削减。

　　其实，这个看似古怪、离奇，甚至有一点“不着调”的试验，在经济学家看来，无非是重复他们早已证实过的基本经济学原理罢了。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很早就提出过一个叫做“自愿失业”的概念。它与“非自愿失业”相对，指工人由于不接受现行的工资或比现行工资稍低的工资而出现的失业现象。此外，萨克里顿也对“自愿失业”给出定义：如果自愿失业者宁愿选择不工作也不愿参加他们能获得的可胜任的工作，那是因为工资或其他工作条件同不工作的选择相比，缺乏吸引力。

　　在此后的经济学研究与社会政策实践中，更多智库、学者都观察到，无任何限制性条件的政府补贴、救济，对于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动机而言，起到的是负面的干预变量作用。但为什么这样一种脱离国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过度失业保障”，却成为一些国家摆脱不掉的公共政策，甚至成为某种“福利包袱”？对此，有学者在观察西方国家内部党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那样一个竞争性选举体制下，为了赢得选票，左派政党永远是理直气壮地主张“高福利”，但对于这背后的代价——高税收却避而不谈；同理，右派在高悬“减税收”的胡萝卜时说得天花乱坠，但绝不会告诉你他们要大幅裁减国民福利。于是，左右两派轮番上台执政，就会造成某种非预期后果：为讨好选民，“低税收+高福利”的恶性螺旋造成财政的枯竭和国家能力无可逆转的损毁。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观察，不同的国家，如果都陷入上述“过度保障”的陷阱，但有可能仍有不同的经济表现，即有的国家迅速濒临破产，有的国家却还能勉力维持。这其中的一大变量，就是国内经济基础与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即，弱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它们只能以恳求援助的方式转嫁国内危机。譬如希腊在经济危机之后，先是在欧盟系统内苦苦央告，随后待叙利亚难民危机骤起，则转而以“滥发签证、转嫁危机”相威胁，逼着欧盟伸出援手。而强国，尤其是同时掌握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和顶尖军事力量的超级大国，则往往通过剥削边缘国家、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来实现以邻为壑式的自我救赎。至于人口稀少、资源丰富的北欧诸国，原本被当做高福利、良秩序、高幸福感的代表接受全世界“膜拜”，而今这一神话却被“不劳而获”试验狠狠戳破。

　　今天的中国，既非衣食无着的弱国，也绝非世界体系的霸主。我们在借鉴西方国家治理经验不断提升人民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的同时，也需要对可能过犹不及的负面后果有所警惕。立足本国国情，博采众家之长，方能建构可持续、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