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捕诉合一深挖“无报案人”案件证据

　　133起“艳照”敲诈案竟无一人报案

　　本报记者 余东明

　　本报实习生 张若琂

　　“艳照敲诈”由来已久，屡禁不绝。搜索百度百科，各种信息多达7.37万条，最早可追溯到2008年。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七部的检察官牟莉告诉记者，由于很少有人报案，“艳照敲诈”犯罪成本极低，这不但起不到震慑犯罪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类犯罪的泛滥。

　　最近，虹口区检察院成功起诉一起“艳照”敲诈案，检察官通过抽丝剥茧、穷追不舍，在捕诉合一的程序中，成功深挖133件“缺报案人”案件的敲诈证据，涉及金额3487万元，被告人由此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就此独家采访了经办此案的检察官牟莉。

　　神秘信件

　　2017年年底，张某接到一封从湖北武汉寄来的神秘信件：“我是私家侦探，拍到了你的不雅照，如果不想曝光，就给我汇款35万……”随信附着一张PS痕迹明显的“艳照”，张某一下子明白自己接到了诈骗信，随后报警。

　　张某报警或许只是想寻求保护，以免再受骚扰，却没想到牵出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敲诈勒索案。

　　犯罪嫌疑人孙某随后被上海警方抓获，并移交虹口区人民检察院，牟莉接手此案。她查看警方提供的证据发现，孙某的行为构成35万元敲诈未遂，刑罚将非常有限，这不但起不到震慑犯罪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泛滥。

　　谨慎起见，牟莉通知警方调取勒索信中的指定银行户头信息，没想到又发现了两笔可疑的汇款，一笔33万元，一笔38万元。

　　警方通过转账记录找到了汇款人叶某和周某，得知二人也接到了神秘的敲诈信，并且向指定的账户汇款。

　　身为检察官，牟莉立刻警觉起来，会不会还有其他受害人呢？她决定通知警方，进行补充侦查。

　　顺着张某提供的信件证据，警方找到武汉的邮局，通过工作人员证词、调取监控，警方从武汉的五家邮局中找出133封可疑信件，勒索钱款共计人民币3487万元。

　　“这些信件用的邮票相同，信封也相同。”牟莉告诉记者，拆开信，里面的内容也大同小异，都是附带了一张“艳照”的勒索信。“内容的格式都差不多，照片只是‘换了头’而已，我们把信里提到的银行账户做了对比，发现最后集中在六七个账户上”。

　　孙某对此矢口否认，他自始至终只承认自己去武汉寄过信，一直称自己不知道信件的内容，不知道那是敲诈勒索信。

　　火车出行记录、邮局监控、被害人的陈述和扣押的敲诈勒索信件……一条条证据都指向孙某，却没能找到捅破窗户纸的证据。　

　　一封回执

　　牟莉想起10年前办理的一起案件，同样是信件敲诈勒索，也是因为没有直接证据，法院最终只能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被告人不到一年的有期徒刑。

　　这一次，涉案金额大，情节恶劣，牟莉不甘心就这样放过孙某。

　　转机来自一封回执信。

　　原来，被害人周某向指定账户汇款后，收到一封回执：“你的诚意我已收到，放心，照片不会外泄。”

　　可喜的是，这封信是手写的。经过笔迹鉴定，这封回执正是孙某亲笔所写。

　　这给了牟莉信心，案情就像洋葱一样一层层被剥开了。

　　牟莉从公安局调出孙某的笔记本电脑，将电脑送到检察院的技术鉴定科，还原了电脑中的数据信息，这是此案的关键性证据。

　　孙某是怎么锁定这些勒索对象的？在他的浏览器记录中，牟莉找到了答案。此外，检察官还在孙某的电脑中找到了PS图片模板。

　　技术部门恢复了部分数据，牟莉在2000多张图片中找到了129张与勒索信件中匹配的照片。

　　孙某的儿子证实，父亲从2016年年底就开始使用这台电脑。孙某的朋友也作证称，2017年，孙某每隔一两个月就要外出去贵州或武汉寄信。

　　在武汉，警方找到了孙某搭乘过的出租车的司机老陈，老陈称，孙某每次来武汉都会叫他，而且每次都会去不同的邮局。

　　火车乘车记录、被告人自身供述和第三方证言可以证实，孙某的确去过武汉和贵州寄信；复原的数据、转账记录和笔迹鉴定完全可以证明孙某自行制作了勒索信，存在主观故意。

　　法庭上，牟莉问孙某：“请问被告人，你对这些敲诈信是否知情？”

　　“我不知情。”孙某回答。

　　“审判长，被告人在供述中自相矛盾。在警方提供的笔录中，他先说‘完全不知道信的事情’,后又说是‘有人让他寄的’,又说那是‘广告信’,现在又说他‘不知情’。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口供反复多变，建议合议庭不予采信。”

　　牟莉将检察院补充侦查得到的证据进行了一一举证。

　　最终，法院完全认可公诉方的指控，当庭判处孙某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0万元。

　　屡禁不绝

　　牟莉回忆说，孙某心理素质极好。

　　“在侦查过程中，我们找他的老乡了解情况，发现他曾经向他人透露自己的敲诈行为。而且每次一得手，他就会说‘有喜了’,还很高兴。可见，此人对于这类敲诈勒索已经轻车熟路，自知风险低，低成本高收益。”牟莉告诉记者。

　　在办案过程中，牟莉搜集了相关资料，发现此类案件发生地集中于我国中部某省。“我们推测，应该有地下产业链存在”。

　　在团伙作案的情况下，想要侦破此类案件更是难上加难。“信件制作、寄出和收款可能都是不同的3人甚至好几个人，他们可能到全国各地抛出信件，使用的账户也可能是采购的僵尸账户。”牟莉告诉记者，这一类犯罪团伙反侦查能力很强，作案的各个环节容易脱节，线索难寻。

　　除了案件线索侦查难之外，此类案件的报案率低也是“艳照敲诈”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PS照片这种手段非常低级，像报案人张某，一接到信就立刻想到报警了。”牟莉说，但也不乏一些人选择息事宁人，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一些部门领导、企业高管的这类心理。

　　这也正是孙某选择广撒网的原因。“他投出去的信件远不止136封，应该有好几百封，每一笔的敲诈数额也没有很多，但孙某就是觉得总会有人上当。”牟莉说。

　　在网页上浏览相关新闻时，记者看到有网友评论称：“这些领导、高管大多心里有鬼，想要花钱买平安，才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牟莉说，接下来，检察机关会对相关汇款个人进行审查，看其是否是监察委监察对象。“如果真的有相关行为问题，我们会提交有关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