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时间都在吊车里度过”

　　别看魏根生拍摄的照片一张张都别有趣味，塔吊司机在驾驶室里的时光却是单调枯燥的。

　　“塔吊24小时工作，我们3个司机轮换，工作12小时再休息24小时。所以我们的工作时间要么是6点到18点，要么是18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魏根生说，他1/3时间都在吊车1.8平方米的驾驶室里度过，喝的水得自己带上去，吃的饭则靠吊车吊上来。饭菜放在篮子里，还得放铁块增加重量，风大时就像放风筝楼层高时，等饭拿到塔吊司机手里，早已不热，于是，带个汉堡或几桶方便面，也是工友们的常态。

　　建一栋大楼，钢筋、水泥以及各种安装设备都必须靠塔吊传递，塔吊司机们丝毫不敢松懈马虎。虽然只有起钩、松钩、回转等几个简单的动作，但高空中几厘米的误差，在平地上的落点却可能离了很远。魏根生觉得，开吊车要有精度，还要对其他人的安全负责。工友一句“老位置下”，他就知道应该对准哪个目标，误差只在1米左右。

　　毕竟，魏根生算得上开吊车的“老司机”了。

　　1975年，魏根生从空军地勤转业回来，报到第一天就“带着被子”去安亭汽车制造厂（注：现在的上海国际汽车城）开吊车。在浦东，魏根生参与建设的第一栋楼是位于东方路、张杨路、世纪大道交汇处的汤臣金融大厦，那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内率先落成的涉外办公楼。后来，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大型商业零售企业——第一八佰伴在浦东落户，他也参与建设。回忆起来，魏根生口中好多“当年还是一条烂泥路”的地方，20年后都是高楼林立，到2010年建设上海中心时，陆家嘴已是“夹缝中造房子”。

　　工作40年，从吊车到塔吊，从地基打桩到高空作业，魏根生亲身经历浦东和上海的“最高”一次次被超越。建K11大楼（香港新世界大厦），耗时两年；建世贸百联大楼，耗时38个月；建国际金融中心，耗时40个月；建上海中心大厦，又是3年多……一段段建设工期就是魏根生过往人生的记录。他说，“我看过上海最早的一缕阳光，也看过最晚的霞光。”

　　不过，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大自然的美可不止晴空万里一种。天气恶劣时，风大到整个驾驶室都在晃。“一个雷打下来，眼前一抹黑，手心全是汗，胆小一点的早就哇哇大哭。”

　　有一次陆家嘴下雨，魏根生却在高空驾驶室里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美景，他把窗户拉开一条缝，伸出相机去拍照。画面里，近处的陆家嘴大雨如注，远处的金山则阳光明媚。“那种美景不拍下来简直对不起自己。”后来有人告诉他，这张照片在北京地铁站展示了一年多，他很骄傲，别处的人们能通过他的照片感受上海风景。

　　“我是浦东发展的参与者”

　　魏根生见证了浦东高度，也亲历着浦东开发开放的速度、广度、深度。

　　1988年，在“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年代，因建造南浦大桥，魏根生一家搬迁到了浦东，一家人挤在一间房里。他记得，那时候浦东还是大片大片的农田，购物很不方便，过江要靠摆渡船，大风、大雾的天气，上班出行都会受到影响。

　　30年过去，一座座跨江大桥建成，魏根生在浦东也有了完全自如的生活。女儿在张江有着稳定工作，他也有了独居的家，“买东西不用过江”，交通也方便。“杨高路以前是双向两车道，你看现在多宽啊！”

　　变化的还有他最亲密的两样东西——塔吊和相机。塔吊的空间在变大，载重也逐步提高。最初，他驾驶的塔吊载重30吨，到建设上海中心时，魏根生开的是和建设迪拜塔同款的吊车，单车可以吊起100吨的重物。而他的相机，从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款海鸥DF135胶片机，花一年的工资买一台相机，到现在变成可以更换各种大小存储卡的单反相机，家里有两台。

　　不变的，是魏根生对于摄影的爱好，对于生活的热爱。2013年，魏根生的照片获得了上海双年展的摄影银奖，一时间，许多媒体甚至外媒约他采访，许多塔吊司机包括他的徒弟，也买了相机准备加入到“会拍照的塔吊司机”行列。魏根生说，“拍照片是要用心的。”

　　2014年退休后，魏根生还是拍照，他的朋友圈里全是照片。前不久，魏根生再到上海中心顶上，他发了一条题为“水晶天鸟瞰”的朋友圈。这张图与此前工作时的一张照片角度相似，仔细一看，变化已经明显，黄浦江沿岸增加的大面积绿地在上海“水晶天”的照耀下更加醒目。果然，照片比人的记忆更清晰。

　　如今，每次经过自己曾经建设过的建筑，魏根生都会情不自禁多眼一看，他说，这是他工作过、建造起来的楼，这种感觉就像看自己的小孩长高一样。“城市在发展，我是参与者、见证者。能看到浦东的变化，一幢幢高楼起来，心里蛮自豪的。”（本报记者  叶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