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犯错，还能提拔吗？

　　荆州市纪委明确表示，只要不是为了谋取私利，且改错态度好，“影响期”内工作积极，就一定会得到推荐任用

　　当杨哺从单位公示榜的“拟提拔干部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时，他有点吃惊。此时，他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后刚过“影响期”。他没有想到“影响期”刚过，他就能从副科升至正科。

　　杨哺原是荆州市沙市区城管局副局长。2016年4月，沙市区某知名企业未获得审批违章建造，城管部门尚未处理此事，楼盘的基础工程就已经完成。2016年6月，沙市区纪委给予杨哺行政记过处分。

　　起初一个月，杨哺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该企业是招商引资进来的大企业，没有人想到会犯这样的错误。随后一个月，组织领导不断找他谈心，他开始慢慢卸下心理包袱。

　　在荆州市，杨哺的情况并非个例。在该市，对受处分干部进行回访教育谈话，已经建立起了稳定的运行机制，包括回访准备、回访过程、考核评价以及结果的运用等方面。

　　帮带与回访

　　按照该市的规定，处分下达后，受处分人员所在单位须在1个月内确定其帮带责任人和帮带措施，并填写《对受处理处分人员教育帮带落实情况报告表》，回报纪委监委案件审理部门，审理部门会根据受处分人员的具体情况，拟定回访方案，并成立回访教育小组。

　　按照规定，回访教育小组每年至少对受处分人员进行一次回访。对于改错态度比较消极，以及处分较重的，该小组的回访频率会高一些。

　　荆州市纪委监委一位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回访谈话并不仅限于被处理处分的党员干部，还包括被处理处分干部相关联的人员。

　　回访过程中，帮带责任人至关重要。荆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萧俊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在帮带责任人的选取上，尽可能地选择熟悉和愿意帮助受处分干部的上级分管领导。“这是最熟悉和了解他们的人。”

　　万玲玲现任荆州市发改委党组书记兼主任。2014年，她在荆州市江陵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代表江陵县签订了环保责任书，后因为转移支付资金不到位，县里的污水处理厂未能正常运行，2016年12月，刚到荆州市发改委任职一个月的她受到问责。组织选择了她的分管领导荆州市常务副市长钟芝清，作为她的责任帮带人。

　　“分管领导与我之间工作交流比较充分。平时的谈话中，他会提到我被记过的事情，劝我放下包袱，好好工作。”万玲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万玲玲和杨哺都表示，帮带人不会刻意就记过进行正式的谈话，通常都是在交流工作时“顺便”提到此事。

　　2018年初，荆州市调整了谈话的思路，不再强调谈话的形式、场所，而是更加注重谈话的政治、法纪效果。

　　处分影响期结束后，回访教育小组会对受处分人员影响期内思想、学习和工作等情况进行全面考核评价。当事人要写出总结，并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回访小组填写《受处理处分人员考核评价情况表》，包括教育帮带人、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相关纪检监察组、回访教育小组、纪委监委等多方的意见。

　　萧俊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详细考察各方意见，回访教育小组会到受处分人员所在单位进行考察，查阅谈话记录，进行问卷调查。

　　汇总多方意见后形成的考核表，会被提供给组织部干部监督室，作为受处分人员提拔任用的重要参考。

　　事实上，湖北省对于回访教育制度的探索，从两年前就已经开始。

　　2015年底，湖北省纪委印发《关于加强对受处分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对于犯了错误的党员干部不能“一处了之”，还要担负起教育挽救的责任。作为回应，2016年4月荆州市开始了回访教育的尝试。

　　荆州市受处分的干部中，有70% 80%是较轻的处分，受处分后，他们的工作热情大都受到了影响。

　　萧俊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调研各地开展情况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很多的启发。例如，要针对回访对象制定个性化的方案；谈话场所可以安排在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或家中；要强调帮带人的主体责任，尽量为受处分干部创造好的条件等等。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提出要帮助干部汲取教训，改正错误，让受处分干部放下包袱、变“有错”为“有为”。

　　今年6月，湖北省纪委和组织部联合印发了《湖北省受处理处分干部教育管理使用暂行办法》，将管理范围从受处分党员扩大至受处分公职人员，并进一步明确了回访教育后的奖罚机制。

　　萧俊杰表示，荆州市本就想推广回访教育制度，恰好中央和湖北省委出台了相关文件，于是他们就将两个文件的精神融入了实施细则，并且明确：只要改错态度好，就会向组织部门推荐。

　　研究小组曾就是否将开除公职的党员干部纳入回访对象产生过争议。许多基层党员干部因为违法，已经不在当地，回访难度很大。但如果不进行回访，就无法了解其思想及生活状况。研究小组最终决定不将其写入实施细则，但是尽可能给予帮扶和关怀。另外，一些已经不在原单位的党员，将他们推荐到社区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