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自主创新的精神原点

　　科学精神面面观

　　本报记者 陈 瑜

　　“中国（穷得）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中国种的是蘑菇云，收获的是鹅卵石。”但就在苏联毁约停援5年后，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大漠深处爆炸。若赫鲁晓夫获知这一结果，或许会为当初的断言懊恼不已。

　　两年零八个月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消息像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撼了世界。没有任何资料，没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任何帮助，完成“两单一星”（核弹、导弹、人造卫星）实验，对西方国家来说，惊人的速度是一个科学奇迹，更是一个不解之谜。

　　7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在于有效发挥人的积极性，要发扬光大“两弹一星”精神，形成良好精神面貌。

　　“两弹一星”精神，包括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勇于攀登。“‘两弹一星’是几代人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更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16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特定背景下干成这项事业，首先离不开自力更生的科学精神。

　　奏响“自力更生”交响乐

　　“两弹一星”，这曲改变新中国命运的交响乐，是数十万人用生命合奏出来的。

　　在这首交响乐上，北京第六研究所（现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弹奏的是“序曲”——生产制造原子弹的最初原料二氧化铀。

　　1960年7月，当庄兴海等满怀豪情来到北京第六研究所时，苏联专家已于6月突然提出终止合作，带着资料回国。

　　庄兴海回忆，二号厂筹建时，除不锈钢为进口，陶瓷缸、陶瓷泵、搪瓷搅拌槽、动力装置在内的材料设备全部实现国产，并因陋就简采用了一些闲置设备：买不到不锈钢阀门，就用试制的不锈钢拷克替代；一时设计不出正规的热分解炉，便设计制造简易的二氧化铀煅烧炉，并用耐火瓷管代替供应有缺口的耐火砖。

　　正是靠一股自力更生的干劲，硬拼无数个日日夜夜，建成了二氧化铀简法生产厂。

　　到1962年底，这个名字里既没有“矿”也不带“厂”的单位，提供了吨量级的高纯度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加速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程。

　　“突破原理、物理设计、核地质、核材料、冷试验（17号工地）、热试验、武器化……”杜祥琬说，自力更生贯穿我国核弹研制始终。

　　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和一块黑板是主要兵器

　　杜祥琬小时候的梦想是研究天文学，结果一辈子投身核物理。

　　被国家选择，也被历史选择，人生轨道因此被改变的不止杜祥琬。

　　1960年6月，陈能宽先生突然接到通知：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在他并不熟悉的爆轰物理领域，近乎白手起家，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从此隐姓埋名达四分之一世纪。

　　1961年1月，钱三强先生把于敏先生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秘密地告诉他，希望他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这次谈话，改变了于敏的人生道路。一个月以后，35岁的他被正式任命为“轻核理论组”的副组长。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原所长李德元回忆，即使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举足轻重的人物，彭桓武先生当时也并不知道氢弹是什么样子。为搞清氢弹“模样”，大家做过现在看来很“蠢”的事——把好几个月的《纽约时报》借来，一页一页翻，希望找到蛛丝马迹，可惜什么也没有找到。

　　年轻的探索者出发的阵地，只有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主要兵器是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颗火热的心、一个不知疲倦的大脑和学术民主。

　　北京花园路三号院14号楼，我国顶尖科学家曾在此为研制氢弹拼搏了两年多。

　　当时规定，每天晚上下班前要把所有材料统一存放在保密室，按张领取的草稿纸用完也要统一回收再由专人烧毁。一切工作只能在办公室完成。所有人都主动加班加点，以至当时室主任和支部书记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晚上十点规劝人下班。许多人抹不开情面假装离开了，瞅个空子又回到办公室继续挑灯夜战。

　　在日复一日的计算中，科学奇迹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