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猪头税”到“告别田赋鼎”

　　亲历农民负担由“七十二变”到归零的历史变革

作者1994年8月1日在徐楼村采访陈重申案。 刘国章 摄

　　绵延数千年、似乎永久天经地义的农业税赋,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2006年全面停止征收!

　　这是共和国国力逐步增强的展现,闪烁着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光辉。

　　它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不断调适的结果,也包含着城乡二元结构下特定时段农民的付出,以及城乡协调发展和还农民公民权利的需要。

　　作为一名长期跑农村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曾亲历其中苦辣酸甜,每每念及感慨万端。

　　“猪头税”“人头税”“田亩税”

　　1996年7月26日晨,我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收听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一条《禹州市苌庄乡按人头征收“猪头税”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消息吸引了我,于是立即打电话给新闻报道的记者冯肖楠了解情况。

　　三天后,河南台又播一篇跟踪报道,说问题已于27日得到解决云云,于是便未再把那新闻放在心上。可是30日早晨6点钟,冯肖楠给我打电话:电台播了那条“问题解决了”的稿子后,又接到群众反映,说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我们打算再去采访,你去不去。

　　我没有犹豫,让爱人煮了包方便面吃,就与他们一块上路了。

　　车子跑了近两个小时,来到苌庄乡境。这里是半山区,通往苌庄村的路坑坑洼洼,非水即泥。村子很穷,路边的房子破破烂烂,很少见到漂亮一点的砖瓦房。

　　车子停下。听到我们采访“猪头税”的事,村民们围上,气愤异常,七嘴八舌,都说是按人头收的,每口人11块(元,下同)钱。不管养不养猪,都缴这个数。

　　一个外村农民也围过来,说他也属于苌庄乡,他们村里的“猪头税”收得更紧。那天是用高音喇叭喊的,叫一天缴齐。没钱缴麦子,没新麦拿陈麦,一口人14斤。麦子当时是8毛多钱一斤,加起来也是10多块钱。谁不缴抓谁。

　　一个叫刘群昌的农民更生气。他说他在按人头缴“猪头税”之前,已经缴过“猪头税”啦,是在卖猪的时候缴的,“但是这次还叫我再缴33块,因为我家3口人。”

　　正好村里来了一个收猪的老头,我问他,你收猪的时候是不是收“猪头税”呀?他说,收哇,一头猪40块钱的税。税票我都随身带着哩。

　　听了他的话我又想:卖猪时缴一次,按人头平均摊一次,那杀猪的还缴不缴税了?问农民,农民说,会不让他缴?不信你问问屠宰户去。

　　听说附近的玩北村有杀猪的,我们当即赶去。问屠宰户刘国义缴不缴“猪头税”,刘国义说,怎么不缴呀,税务所的人先是来查猪头,一头40块,不管大头小头。除了“猪头税”还有检疫费呀什么的,杂七杂八,加起来一头合70块钱。后来税务所的人嫌查猪头麻烦,就改为定缴,一个月包多少头,不杀也得缴。给我定的是一个月12头猪,480块钱。

　　另一个屠户张建敏说,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乱弄没人管。每天收税费的,来了一茬又一茬,收完钱还想让你请客。有一次收我的检疫费,示意让我请客,我不请,他们就把我抓走,打了一顿,还罚了650块。

　　一头猪征收三道屠宰税,尤其把它变成按人口分摊的“人头税”(外地还有按农户承包责任田分摊的,人称“田亩税”)压到农民头上,明显违反国家、地方相关法规,大大加重了农民负担。我就此先后写了两篇消息配两篇短评,《经济参考报》均头版头条刊发,新华社通稿选用播发,十几家省级以上报纸转发,人民日报刊登相关评论,《南方周末》刊发原创漫画,中央电视台口播短评；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评稿例会予以“特别赞扬”,《新闻业务》评稿文章称之为“一组揭露和评说加重农民负担问题的深度报道”,“它不只是单纯地报道某地发生的这件事,而且给全国其他地方给农民加重负担者敲响了警钟”。

　　这组报道之后,“猪头税”事件相关责任人受到处分,多征的钱退给了农民。几个月后的1996年12月30日,中央下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1997年4月1日各大报公开发表),该“决定”的第一条说:“……屠宰税必须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指标,不得按人头、田亩平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