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抓紧出台反恐怖等法律：恐怖不安定因素越来越大

　　《决定》指出，要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抓紧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对此，杨伟东认为，如何应对突发以及包括恐怖袭击等公共危机事件，除了需开展行动之外，我国更需要法治化手段，为突发事件确立具体的标准准则。

　　杨伟东表示，当今社会和国际形势当中，一方面，突发事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恐怖不安定因素越来越大，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如何应对突发事件以及包括恐怖袭击等公共危机事件，是我们当今面临的问题。

　　杨伟东指出，面对上述问题，除了需开展行动之外，更需要法治化手段，为突发事件确立具体的标准准则。遇恐怖袭击时，相关政府部门应采取何种措施，应同样纳入到法治轨道过程当中。《决定》当中明确提出抓紧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等要求，正是基于整个反恐和突发事件的背景以及法治化的背景进行的。

　　解读干预司法追究制：是对领导干部更严重约束

　　《决定》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

　　杨伟东解读时表示，司法强调相对独立性，党领导整个社会法治，但对不同法要求不同，立法是领导，行政机关执法是保证，对于司法是支持，支持司法机关能够独立的行使裁判权和监察权。

　　杨伟东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一系列改革，包括去行政化，就是为了排除外在的干预，领导干部要干预，应当通报追究责任。第一，任何领导干部不能够干预司法活动；第二，法官和检查官在案件中可以不接受不当的干预。四中全会是更进一步的对领导干部更严重的约束，目标是让法院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继而实现司法的公正。

　　析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政府干预必须有职权

　　《决定》指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国家保护企业以法人财产权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有权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法律依据的要求。对于此内容，很多人在解读为“这等于给了企业一把尚方宝剑”。

　　在杨伟东看来，“尚方宝剑”更是站在企业角度来说，企业可以对政府说不，这从宏观意义上划定了企业或者市场，与国家、与政府的边界。他指出，政府要想干预市场和企业的行为，必须有职权，如果没有，企业当然可以说不，甚至可以诉诸法院。

　　杨伟东表示，政府要想干预市场和企业的行为，必须有职权，如果没有，企业当然可以说不，甚至可以诉诸法院。所以这能够最大程度还权于民，还权于市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简政放权正是站在此角度上来谈。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利可以逐步的，不必要的可以再还给市场，还给社会，过去计划经济形成的权利圈比较 大，目前正在压缩权利圈，让更多企业，更多个人能够享受到自主，这样政府的作用目的才能实现。

　　谈减少市县执法队伍种类：推进综合执法赢公众信任

　　《决定》提出，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推进综合执法就是让相同相似的执法能够归并，让执法行为赢得公众的相信，真正实现既严格又公正文明。”杨伟东解读称。

　　杨伟东指出，推进综合执法就是让相同相似的执法能够归并，让政府对外运转有良好的形象。这次明确提到要减少队伍，能合并就合并，无法合并可以推行跨部门，目标是让执法队伍能够更规范，让执法行为赢得公众的相信，让执法真正能够既严格又公正文明。

　　谈生态文明靠法治来保障：个人企业政府均有责任

　　《决定》对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进行明确要求，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

　　杨伟东对此解读称，生态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保障空气质量，避免环境污染，既是国家的大事，也跟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他指出，生态文明必须靠法治来保障，在刚刚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当中，特别增加了对违法成本的责任追究，让各方权责明晰。每个人都应当避免污染环境，企业、个人、政府都有责任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平衡，推动环境保护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