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已经控诉完，翻译还在传译，战犯突然噗通跪倒，一边痛哭一边向着翻译不断磕头认罪。”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战犯的审判已经过去近60年，回忆起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亲历过此次审判的沈关生、王观强和郭志文三位老人仍记忆犹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罪犯也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亚、欧、美各受害国审判战犯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也于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对45名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这是一次正义的审判，也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对外国侵略者进行的独立审判。

　　“当时中央非常重视，毛主席亲自指定让贾潜老师来当这个审判庭的庭长。”当时27岁的沈关生担任贾潜的秘书。“贾潜老师深感责任重大，一开始，他建议另选在国内外有声望的人来当庭长。但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你是毛主席考虑再三的人选。你受过高等法律教育，又有多年高级法院的工作经验，在我国你就是有法律权威的人！’”沈关生说。

　　没有刑事诉讼法可以参照，审判以怎样的程序来进行呢？这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我们自己来研究。一稿二稿三稿，讨论、修改了半天，贾老师还叫我去请我们学校的国际法专家李浩培来介绍国际经验，大半年后，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审判程序。”沈老翻开他保存了半个世纪、已经泛黄的《审理日本战犯工作总结材料》，介绍起来如数家珍。

　　据沈关生回忆，由于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不便开展审判工作，就将这969名战犯暂时关押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刚到管理所的时候这些战犯的敌对情绪很强，说‘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战犯管理所一边教育一边感化，对他们吃饭也关心，看病也关心，甚至给他们治牙齿、装假肢……经过5年的教育，他们的态度慢慢全变了。”

　　1956年6月9日，庭审的时刻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首先在沈阳对铃木启久等8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最终审判的只有45人”，今年已经88岁高龄的王观强时任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他回忆说，这45人是从近千名战犯中筛选出罪行特别严重的。“我们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共审了36人，其他的在太原。36人里有8人属于军事法庭审，都是警察、关东军、宪兵队、伪满洲国、特务和731细菌部队的战犯，级别都是上将、中将。这些人都曾残忍地杀害过中国人。”

　　烧杀抢掠无辜平民、使用生化武器、强征慰安妇……“溥仪也出来作证，他上庭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中国头一号汉奸，今天在法庭上作证人是我为中国做的第一件好事。’”面对如山铁证，面对920人的控诉，266人的检举，836个证人的指认，8名战犯最终低头认罪。那一幕场景一直印刻在沈关生的脑海里：“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激辩不同，他们几乎都跪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有的表示自己的罪行还不止这些。”时年24岁，担任军事法庭书记员的郭志文也对庭审场景记忆犹新。

　　经过3天休庭评议，法庭宣判：判处铃木启久等8名战争罪犯有期徒刑十三年至二十年不等，刑期从1945年被关押算起。“这一宽大处理，让战犯十分意外，他们情绪非常激动。”沈关生说。

　　“除了这45名罪行严重的战犯被起诉判刑，剩下的分三批释放回日本了。”据沈关生回忆，释放第一批战犯的前一晚，抚顺战犯管理所还特地为他们准备了宴席送行，所长、教导员、指导员都来了。“结果他们没有一人吃得下去，全都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地说‘是你们让我们从鬼做回人’。”

　　释放这三批战犯时，中国政府还给他们准备了新衣服新鞋子，并给每人发放了50元人民币。“要知道，当时中国人民的月工资也只有几块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战犯能顺利回国，不会饿肚子。”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了沈关生的意料。“到了天津，获释的战犯自发地用钱买了花圈到天津抗日烈士陵园去祭奠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国军人，好多人还在中国买了《人民画报》带回去，向自己的家人讲述在中国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以及中国的发展变迁。”

　　“当年我也年轻，我也想不通为什么要轻判这些日本战犯。现在老了就明白了，抗日战争中我们死了3000多万同胞，要是一命偿一命光判死刑能抵偿吗？当年我们给他们悔过的机会，为的是希望今天他们能成为和平信使。”旧事重提，沈关生语调从容。（徐隽  林海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