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

《抗日战争》三卷封面。

张自忠。

　　本周，军旅作家王树增的纪实作品《抗日战争》第三卷将正式上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介绍，在近期的上海书展期间，前两卷售出近3000册，是该出版社卖得最好的书，全国出货量已接近20万册。王树增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表示，这部书就是要写给年轻人看的，“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研究不深、了解不深，就愧对那些倒在战壕当中的前辈，愧对那段历史”。

　　谈研究

　　抗战史研究是薄弱环节

　　继《远东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长征》等产生广泛影响的纪实文学作品后，军旅作家王树增六年磨一剑，写了三卷本总计180余万字的《抗日战争》。该系列作品以战争的每一次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为纵贯线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中所赢得的反侵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系列自上市以来，王树增辗转全国各地的报告厅、图书馆等场所开展讲座，最让他欣慰的是看到很多孩子在图书馆看他的书，“我的作品就是为孩子们和年轻人而写”。而让他忧心的也是现在年轻人不了解历史。

　　王树增认为，抗日战争的研究也是当代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代以来我们中华民族是饱受欺凌的民族，鸦片战争之后历次异族入侵，我们基本上是以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割让领土的屈辱而结束，当然抗日战争我们胜利了，虽然过程非常艰难。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研究不深、了解不深，我们愧对那些倒在战壕当中的前辈，愧对那段历史”。

　　全面讲述抗战史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我们过去对抗战史的研究过于狭隘，这种狭隘是我们愧对我们先人的，抗战胜利是付出了3000多万人的生命，我们数百万的中国官兵倒在战场上，你要知道中国官兵大部分都是农民子弟，每一个官兵背后都有一个家庭。我们这块土地承担了太多的血和泪，所以我们再用狭隘的党派观点来诉说历史的话，我们对不起这块土地，也对不起我们的前辈”。在王树增看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曲解及忽视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解释这场战争。

　　谈战场

　　正面战场 不能简单用节节败退形容

　　前段时间，王树增参与审查了一个历史片，他提出，“在比例上可以拿捏，但是不能残缺。正面战场的那些重大战役不能残缺，残缺就解释不了战争进程”。在正面战场涌现了很多英雄好汉，包括吴淞会战的八百壮士等。对于正面战场的溃败，王树增认为，除了武器装备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现代战争的概念”。

　　王树增说：“步炮协同、空地协同，这是最基本的现代战争的理念，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在正面战场巨大的战役当中经常是近在咫尺，按兵不动，见死不救，这种情况很多。如果完全归结于地方军阀部队的私心，那说得就有点过分。最主要的是他根本就不懂大兵团作战是联合作战的概念，我们的军队过去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正面战场大兵团作战怎么打胜仗？这个不可能。”

　　王树增认为，谈到正面战争时不能简单地用“节节败退”来形容，在上海、长沙等地的大会战对日本的国力和军力消耗非常大。另外，也要分清国民党内部的三个派别，投降派、中间派和主战派。“投降派或妥协派以汪精卫为代表，他成了日本人的傀儡，永远地钉在了民族的耻辱柱上。中间派，它自己有一个俱乐部，叫灰色俱乐部，包括一些国民党的高官、军事将领。还有主战派，如果没有国民党内部主战派的顽强支撑，结束不了战争”。

　　敌后战场 整个敌后是一个大的战略

　　“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作用，也没有办法结束战争。我到台湾收集史料，其中看到一本很厚的档案，叫《中共破坏抗战真相》。我说，我告诉你，凭你们这个狭隘的心，你们成不了大事。我试问你一句，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存在，你们正面战场什么样的你们能够想象吗？”在书中，王树增专门写了一章《日军没有后方》，来说明日军在占领区的薄弱和敌后战场的战略意义。

　　王树增根据史料计算过，八年抗战期间敌后作战的战斗大概十多万次，“我们不能把敌后的战役规模和长沙会战相比，我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游击战和山地战，不可能和百万军队厮杀，两种战争的样式，不能那么比。”王树增认为，可以把整个敌后作战看成一个大的战略行为，“敌后战场多么残酷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没有军饷，没有弹药，如果你有100多万军队，光每天吃饭要吃多少，谁养活，子弹从哪里来，我们也没有工业能力，我们也不是执政党，我们没有国家资源，可见其艰苦程度”。

　　王树增说，“我们对血和命的评价要格外谨慎，他们的命不是为了自己挣钱，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尊严，我们要怀着十二万分的敬畏去体谅他们，宽容他们，理解他们。因此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形成了中国战场的独特风景。从前没有这样一个战争的局面，在一个大的战场上分成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只有中国才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