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不少村民逃进深山，过着穴居的悲惨生活。

　　图③：河北省宽城县亮甲台“人圈”遗址。资料照片

图②：日军为制造“无人区”而拆烧的房屋。资料照片

　　编者按：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曾在我长城沿线约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千里无人区”。如今，许多日本国民尤其是青少年，对侵华日军的这宗战争罪行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报特约请有关专家学者就此撰写文章，详细介绍侵华日军制造的“千里无人区”这一“人间地狱”的真实面貌，并通过“无人区”幸存者口述实录、抗日烈士遗书以及日本友人实地调查报告等，将日本侵略者的这段罪恶历史和骇人暴行全面、客观地揭露给世人，以呼唤人们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侵华日军制造的人间地狱

　　郝洪喜

　　“千里无人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为实现其“民匪隔离”的计划，断绝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游击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彻底剿杀一切抗日武装力量，维护其反动统治而制造的绝对不允许中国人活动和居住的惨无人道的区域。

　　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三省。1933年3月4日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不久，便侵占了热河全省。日军侵占热河省后，激起了不甘屈辱的热河人民的顽强反抗。

　　1938年6月，由宋时轮、邓华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5000多人从平北斋堂出发，浩浩荡荡挺进包括兴隆、滦平、丰宁在内的冀热边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如临大敌，立即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予以镇压。为了确保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的反动统治，断绝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日伪当局便决定把曾经在东北三省实行的“无人区化”政策的所谓“成功经验”推行到冀热察地区。在冀（河北）热（河）察（哈尔）边界长城沿线，即所谓满洲国“西南国境线”上，推行“集家并村”，开始制造骇人听闻的“千里无人区”。

　　日伪的“无人区化”政策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9年秋到1940年秋，为局部小集家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40年秋到1941年10月，为制订计划和试行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41年11月到1944年春，是大规模“集家并村”阶段。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到张家口赤城县独石口以东的老丈坝，日伪在近千公里的长城线上全面大集家。到1944年春，日军制造的“千里无人区”计划基本完成。据统计，“千里无人区”共涉及现在的河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5个省、区、市的25个县（区），总面积为5万平方公里，总长度大约1000公里，因此，称之为“千里无人区”。

　　从1939年秋至1945年8月，侵华日军在“千里无人区”犯下的罪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无人区”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在伪承德监狱被处死或因受各种酷刑而死被拉（抬）到水泉沟“万人坑”，或者从各地“无人区”直接拉到水泉沟“万人坑”砍杀、枪杀致死的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约有3万人。为了实现其“无人区化”政策，彻底摧毁抗日军民的一切生存、活动的条件，日军将划为“无住禁作地带”范围内的一切房屋、成片的树木全部烧毁。此外，为了彻底摧毁坚持“无人区”斗争的抗日军民的生存、活动场所，日军还极其野蛮地将“千里无人区”境内茂密的森林放火烧毁。当时曾经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山火蔽日月，天地昏百里，千村一片黑，万户闻哭泣！

　　（二）在“无人区”修建“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

　　在“千里无人区”，为了彻底断绝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日本侵略者制造了2500多个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人圈”），大约有140万人被驱赶进“集团部落”（“人圈”）中，过着人间地狱般的悲惨生活。

　　“集团部落”，也被称为“人圈”、“部落”或“围子”。“人圈”里居住条件简陋，人口密集、人畜杂居，卫生条件极差，再加之实行“配给制”，粮食、布匹、药品等生活用品奇缺，造成各种瘟疫（也称“窝子病”）流行，导致老人、妇女、儿童甚至青壮年因冻饿和疾病大量死亡。那时，每个“人圈”几乎每天都有两三起送殡的，野地里、山坡上新坟随处可见。“家家陈尸体，户户有哭声。无村不戴孝，遍地是新坟”是当时“人圈”生活的真实写照。日伪统治下的“集团部落”，实际上就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

　　（三）强掠“无人区”劳工，进行奴役、迫害

　　在日本侵略者制造“千里无人区”的5年多时间里，除了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以外，他们还利用招募、摊派、强征、抓捕等手段掠夺大批民众充当劳工，其中有相当大部分劳工来自“千里无人区”。他们除了在承德本地被强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外，还被强掳到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日本的北海道等地，受尽了奴役和迫害。

　　（四）对“无人区”矿产资源进行掠夺、破坏

　　日军侵华期间，为了达到“以战养战”巩固其殖民统治和继续扩大侵略战争的罪恶目的，对包括“千里无人区”范围在内的矿产资源进行了疯狂掠夺和破坏。

　　以承德为例，据调查统计，仅从宽城县峪耳崖金矿、铧尖金矿、大汉沟金矿、兴隆县倒流水金矿、承德县狮子岭金矿就掠夺黄金13万两，黄金矿石3.95万吨，从承德大庙铁矿掠夺铁矿石14.4万吨，从兴隆县鹰手营子区老爷庙等处煤矿掠夺煤炭174.6万吨，从平泉、隆化、丰宁县等地掠夺萤石71.15万吨。

　　（五）对“无人区”妇女进行性暴力、性奴役

　　侵华日军对“无人区”妇女的强奸和性奴役，是其反人道罪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实施强奸和性奴役的手段方式多种多样，凶残、野蛮之极。日军在对“无人区”进行疯狂的“围剿”“讨伐”“扫荡”过程中，肆意对广大妇女进行强奸和残杀。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妪，下至几岁的幼女，都难逃日军的侮辱、强奸、轮奸和残杀。据抗战胜利后冀热辽区行署组织的日军暴行调查统计，全区每18个妇女中就有1个妇女因遭到日军性侵害而患有性病。

　　（作者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千里无人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我所了解的兴隆县“无人区”

　　仁木富美子

　　初闻“无人区”

　　当年（1984年），北京郊外宛平城一带还未修建起卢沟桥抗日纪念馆。桥头附近的简易房里，临时展览着如今纪念馆中所展示的照片。而且，馆长告诉我说，展示的作品可以随便拍摄。这些照片生动地反映着当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战祸场面。我也是在此第一次听到了“无人区”这一名称。据介绍，当年日军曾把长城南北30公里范围内划为“无人区”，而这一带居住的中国人都被强行驱赶到所谓的“人圈”里（集家并屯），原先的村落也都被强行烧毁。“人圈”里交通阻隔，缺吃少穿，很多人被饿死或冻死。自此，“无人区”一事便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1989年，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在其《又一个三光作战》（青木书店出版）中，介绍陈平的论文的同时，也提到了“无人区”，这也是最先在日本提出有关“无人区”论点的珍贵版本。姬田光义所调查的是长城南侧的鲁家峪和马兰峪等地。那时，长城北侧还不允许外国人进入。

　　然而，以长城为界，南北两边的“无人区”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即日军在长城以南的河北一带所实施的是“三光政策”，那里并没有“人圈”。

　　从1994年秋至1995年春期间，我从曾被称做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的长城西端的独石口开始，先后采访了赤城、滦平、兴隆和青龙（今宽城县）。尤其是在兴隆县，我曾做了四次采访，总算掌握了一些有关“无人区”的情况。当时，那里还未对外国人开放，是陈中保先生和河北省外事办公室的张进才先生帮我打开了这扇紧闭的大门。1990年我访问石家庄的白求恩医学院时，曾受到他热情的接待。当我提出采访“无人区”的打算时，陈先生当场表示欢迎随时前往，并愿意亲自陪同，于是此事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从第二次采访兴隆起，我都是只身前往。如今，此书能得以面世，全靠兴隆县副县长孟庆祥和党史办公室前主任佟靖功两位先生的热情关照。

　　我感到即使在中国，人们对“无人区”之事也知之甚少。那些前来调查的人们，大都是寻访当年八路军在“无人区”的战斗足迹。据当地人讲，我是第一个前来全面采访“无人区”中百姓生活的人。中国国内也曾出版过有关“无人区”方面的历史资料，但其中的大部分是当年八路军有关方面的回忆录。这些当然也都很重要，但是，八路军撤离后，当地老百姓又是如何生活的呢？我想了解的恰恰就是这部分内容。仅在兴隆县，我就去了50多个村庄，做了百余人的谈话笔录。

　　本书仅是一种素描，反映的是百姓目光中的战争情景。我努力虚心倾听老人们那敞开心扉的话语，将自己置身于当时的场景中，反复地思考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态产生的原因。只有多次地深入到当地百姓中去，才能彻底地领悟当年那场“非正义之战”的事态是何等的严重。

　　不义之战

　　可以说，我在调查兴隆惨案的过程中就已明确感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确实是一场非正义之战。

　　兴隆县的老人们一见到我就说：“你是相隔50年后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日本人。”我向他们表示道歉，并说是日本人在那场战争中使你们蒙受了巨大的苦难。对此，他们则回答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不过，我这个日本人的道歉却令他们感到欣慰，同时他们也敞开了心扉，向我诉说起了当年的痛苦经历。

　　他们是那场战争的幸存者。至今，他们仍能屈指数出那些死难者的名字。对这些幸存者而言，那种痛苦的经历已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记忆中。而如今我们能做到的，则是调查和验证那些历史事实，让更多的人铭刻在心。与当年那些持枪荷弹、未经允许便肆意闯入别人家园的日本人相比，如今的日本人则是为建立新的友谊而来。为此，我衷心地希望，这份兴隆惨案的调查报告或许能为今后的日中友好尽上一份绵薄之力吧。

　　我愿意代表兴隆人，把他们所遭受的灾难，转告给日本人民。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去努力理清这段历史。为了不让他们的血白流，我愿有更多的日本人将兴隆惨案铭刻在心。

　　在当今的日本，其中大多数人在那个时候还都是孩子，有的甚至还没出生。但作为一个日本人，不论其老少及有无罪恶，我们都必须勇敢地承担过去的责任。同时要理解将过去发生的事铭刻在心是何等的重要，为此，老老少少都应互相帮助。问题不在于如何克服过去的一切，过去的事已经发生，现在已无法改变，更不能将它当作没有发生过。“对过去的事熟视无睹者，最终对当今的事也会变得盲目。不愿将非人道的行为铭刻在心者，很容易再度陷入同样危险境地……犹太人现在没有忘记，今后也将永远铭记下去。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从内心希望得到和解，正因如此，才必须永远铭记在心，不铭记在心就无法取得和解。”

　　注：仁木富美子，女，1926年生于日本，曾任日本大分县高中教谕、日本教育工会中央执行委员、妇女部长、日本援助中国山地教育会理事等职。从1985年起至1997年，仁木富美子曾经先后7次来到侵华日军制造的“千里无人区”重灾区之一的河北省兴隆县实地调查采访，回国后编著了《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兴隆惨案》一书。仁木富美子于2012年8月9日在日本埼玉县病逝，此文节选自仁木富美子生前所著《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兴隆惨案》一书，有删节。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孟子岭乡王厂沟村关贞瑞口述

　　“日本侵略者毁了我们一家人”

　　我叫关贞瑞，今年79岁。抗日战争时期，我的老家在宽城王厂沟的关界庄。日本侵略者当时把我们王厂沟一带方圆百里十几个村庄都搞“集家并村”，修“人圈”，列为“无作禁住地带”，我们一家6口于是躲到山上的窝棚。

　　不久后，我爸爸不幸被日军的乱枪给打死了。

　　为了将藏在大山里的村民一网打尽，敌人使了一个假装撤走的鬼花招。我妈信以为真，招呼我们兄弟3人出来。我爷爷赶紧大声地提醒我妈千万别上当受骗，结果激怒了日伪军，他们抓住了我爷爷，其中一个小鬼子非常残忍地割掉了我爷爷的半个舌头，还灭绝人性地活活挖出了我爷爷的两个眼珠子，最后爷爷惨死。这以后，敌人又开始向我们娘儿四个下毒手。我妈惨遭他们蹂躏以后又被开胸剖腹而死。我11岁的哥哥也被日军一刀劈死。只有4岁的小弟弟竟被日本鬼子扔下山崖活活摔死了！

　　鬼子对我的前胸、后背凶狠地刺了3刀。所幸太阳落山时，躲过一劫的乡亲们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后来我才知道，日本鬼子这一次在我们王厂沟搞的大惨案，全村一共死伤200多人！

　　日本鬼子这次在我们村的大屠杀，使我一家祖孙3代6口人被日本强盗残忍地杀害了5口。然而，抗战胜利都70年了，如今的日本政府还不承认他们当年犯下的罪行，甚至还信口胡说。我作为一个当年的受害者、见证人，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人赔礼道歉、认罪！否则我们决不答应！

　　（张明云、朱臣整理，整理人分别为宽城满族自治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秘书长、中共宽城满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科员）

　　姚铁民烈士写给儿子的遗书

　　马熙群 红 雨

　　姚铁民，化名宋德，男，满族，辽宁省海城县人。早年投靠张学良领导的奉军。西安事变之后，他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城内外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他曾先后担任了排长、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县长、军分区对敌联络科科长、长城工作团副团长等职务。

　　1943年2月4日，姚铁民等人在兴隆县为掩护群众迅速转移，因寡不敌众而被捕。姚铁民被捕后，受尽各种酷刑，但他仍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半点组织秘密，1944年4月初，姚铁民于狱中壮烈牺牲，时年46岁。

　　临终前，姚铁民曾经给他唯一的儿子留下遗嘱：

　　“振福吾儿，这是我们父子最后诀别。回忆余自进关入陕，本想与诸同志携手共同抗击日寇，今不幸被捕入狱。既为革命，夫复何言！现既宣告处死，决不望生，现余为国捐躯，死复何憾！余所最痛心者，祖国尚在沦陷，诸同志仍在水深火热中努力奋斗。吾儿既已成年，汝当以身许国，以继余志。是所至嘱。”

　　1962年7月，中共承德地委、专署，中共承德市委、市政府敬送姚铁民烈士骨骸回归故里，并给予了姚铁民烈士高度的评价：“铁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区干部群众都要学习铁民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对敌斗争坚强不屈的高贵品质。”姚铁民烈士的儿子、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姚振福也在集会上表示，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为党、为人民献出毕生的精力”。

　　（作者分别为中共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编审、副研究员）

　　版式设计：李姿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