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侵华日军士兵的《反战士兵手记》日前在解放军出版社公开再版发行，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1939年5月初的一天清晨，日本东京芝浦港码头人山人海，19岁的日本陆军“志愿兵”水野靖夫在亲友歇斯底里的出征呐喊声和“军舰进行曲”的伴奏下，踏上了侵华的航程。

　　记得有一部经典电影的台词说：有些人能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变成疯子，要么成为传奇。水野靖夫作为战争狂人的一员，野心勃勃。他在青岛登陆后，在上级“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的唆使下，体验了闻名中外的日本海军经营的青岛慰安所，见习了“砍头”、“刺杀”、“射杀”等一系列“试斩”活动；他在强行军进驻山东济宁的沿途，也见证了日军炮火下残墙上白字写的所谓“东亚和平”“共存共荣”。这些都被他记载在了当时的日记。随后不久，他在八路军115师组织的梁山战斗中被俘，随身手枪和日记被缴。

　　八路军115师曾在平型关歼灭了号称日军精锐的坂垣师团1000多人，震惊中外，但没有捉到活的日本士兵；梁山战斗115师再创辉煌，全歼日军一个大队，毙敌长田敏江少佐以下400余名，一次俘虏日军士兵13人，水野靖夫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从一个农屋冲出跑进高粱地被抓获。恼羞成怒的日军并不甘心失败，派出飞机侦察阵地，组织大规模反扑，企图抢回俘虏，但八路军已果断转移。

　　起先，水野靖夫想不失掉自己“对天皇的忠诚”而自杀，后来，他和其他5个日本兵趁天黑“越狱”逃跑。倾盆大雨中他们跳进水深湍急的运河，三个日本兵旋即被浮萍的根蔓、水草等缠住了手脚，很快被上涨的河水淹死。剩下的刚上岸，就被村里的八路军和农民逮了个正着。

　　第一个审讯水野靖夫的是八路军中一个没戴领章军衔的年轻人，他就是115师独立旅旅长、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上将的杨勇。杨勇阐明了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得知水野靖夫是“农民出身”时，杨勇说：“我也是农民出身，和你们是朋友”“真正的敌人是日本的军阀”。杨勇还请他吃西瓜。对比在等级森严的日军境遇，水野靖夫霎时感到了一丝温暖。后来，八路军归还了缴获他的钢笔和日记本等私人物品。水野靖夫与杨勇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感到了人格受到的尊重，逐渐消除了恐怖、排斥的心理。

　　人生有许多转机，水野靖夫是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其人生的华丽转身，走上一条光明大道的。随着对农村的参观和在抗日根据地的学习体验，他开始了良心发现和忏悔，逐步反省、认罪，明白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人性的良知，唤起了内心的觉醒。他积极加入了八路军队伍，成为反战行列中杰出的一员。1942年，他奔赴延安，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在那里，他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聆听日本著名共产党人野坂参三讲演。他深入抗战一线直接用“乡音”向日军“喊话”劝降，开展瓦解日军的工作。他在距离日军碉堡100多米的地方剪断电话，插入话机直接与里面的士兵对话，开展舆论战、心理战。他还作为“日本八路”参加了对军阀孙殿英的战斗。这些点点滴滴都被他记录在日记里。

　　1946年7月的一天，水野靖夫回到了阔别七年的祖国。他下火车后不是急于与家人团聚，而是径直走到日本共产党总部报到。他从一个19岁的无知青年，已成长为为正义而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担任船桥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几十年，一直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战斗。他根据自己的战中日记，把在中国的七年经历写成了《反战士兵手记》，并于1981年金秋之际，携书稿飞到北京拜见了他的恩人、老首长杨勇将军。

　　2014年底，笔者到北京通州区一位画家殷占堂家观赏他的收藏，偶然在箱底翻到了这本书。我翻开一看，扉页上不仅有原来编者的签名，而且还赫然写着原作者的亲笔签名。真是奇缘，这本书在国外转了一圈，几十年后又回到了北京。原来，前些年，作者临终前，在日本的家中将该书赠给好友殷先生，委托其将书带回到他的第二故乡中国再版使用。然而，时间一长，殷先生竟忘了此事。2015年，经与水野靖夫家人商量，殷先生将这本样书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